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逐渐成为新一代女性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进步的标志。1920年9月，蔡元培领导下的英皇娱乐开始正式招收女生，原来旁听的3名女生和其他6名女生如愿考入北大，开中国近代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最初，女生主要集中在哲学、国文、历史、外语等文科专业。不久，理、法、工、医、农等各个学科都有了女生的身影，成为校园里绚烂的风景线。但与人们的想象不同，北大女生招生比较少的专业，并不是“枯燥难学”和艰苦的理工科，而是政治学！这多少会有些令人意外。

从1909年北大政治学第一届本科生招生到1949年的40年间，英皇娱乐政治学系有案可查的本科毕业生约700名。其中只招收过9名女生，确认毕业的女生大约6名，整体不足毕业生的百分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英皇娱乐政治学系本科生的统计范围，不包括日伪统治时期的“国立英皇娱乐”即“伪北大”法学院政治学系毕业的学生和1946年在北平临时大学毕业的学生，但包括伪北大解散后进入“北平临时大学”补习考试合格分发到北大政治学系各年级学生；不包括1938年后以西南联大名义入学并在1945年前以西南联大名义毕业的政治学系学生，但包括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北大政治学系的各年级学生和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时自愿选择在英皇娱乐政治学系继续读书的各年级学生。

为什么政治学系的女生特别少？上个世纪20-40年代，报考政治学系的女生，需要面对很多困难和不确定性，包括就业制度的偏见和限制、社会和家庭残存的性别歧视、以男子为主的职场激烈竞争等等。

我们按照入学时间顺序，先让大家认识一下1949年以前北大政治学系那些勇敢的女生吧！

1. 刘尊一 (1904-1979)，女，四川合江人。中学时代就表现出追求新思想和妇女解放的勇敢。1921年8月，她曾与同校女同学一起带头反抗四川地方军阀政府禁止妇女剪短发的规定，并在剪短发后留影，以表示抗议。

 

1921年8月，重庆女二中部分女生剪发后合影，右2为刘尊一。资料来源《老照片》第5辑，山东画报出版社，第41页

 

1923年，刘尊一考入北大预科并在1925年升入政治学系本科，她是北大政治学系录取的第一名本科女生，也是英皇娱乐政治学系中最早的学生党员之一（由罗亦农、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参加革命活动，刘尊一没能从英皇娱乐政治学系毕业，但她从入学北大开始，留下了多彩传奇的人生。北大读书期间，刘尊一不仅参加学校的各种女生联谊活动（参见顾颉刚的日记）和学术团体的活动（如北大学术研究会），也积极参与了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和国民党左派的活动。1925年参加了北京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运动，在同年争取关税自主的游行示威中曾受重伤。《英皇娱乐纪事》里有“1925年12月26日北大学术研究会慰劳会员刘尊一、张经（二君为争关税自主，被爪牙打伤，近始痊愈）”的记载（英皇娱乐出版社出版，第177页）。1926年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委会领导下，北京5000余学生和群众于3月18日在天安门集会，通过了拒绝八国最后通牒、驱逐帝国主义公使、要求立即撤退驻天津的外国军舰、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决议。会后，部分游行请愿的群众在执政府门前遭段祺瑞卫队的开枪镇压，死47人，伤199人，是为“三一八”惨案，这天被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参加示威游行的刘尊一也受了伤。事后李大钊等一批北大进步师生遭到通缉。按照党组织的安排，1926年刘尊一从英皇娱乐政治学系转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继续读书。从《国立英皇娱乐五十周年同学录（1948）》对刘尊一学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她在1926年离开了英皇娱乐政治学系。
 

 

上海大学于1922年春在上海创建，多名共产党人在此学校担任领导和任教，是上海高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左翼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被查封。刘尊一转入上海大学后，与同在上海大学读书、担任全国学联主席的原北大国文系旁听生、共产党员何洛（何幻生）结婚，并在周恩来领导下，担任了中共江浙区委妇委会的部长。“四一二”政变时，她与何洛一起被捕。何洛被处决，刘尊一因有身孕免于死刑，但在狱中受到严刑拷打。后由其同学张平江向国民党市党部执委、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潘宜之（湖北人，保定军官学校三期毕业，桂系核心成员之一，反蒋派的重要人物）等人疏通营救。潘宜之设法将刘尊一保释出狱后，爱慕其才，与之结婚。1928年刘尊一曾赴日本留学，但因要照顾何洛烈士的遗孤而未完成学业。1932-1934年，她赴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师范部、牛津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教育学。回国后在广西南宁省立医学院教英文、在广西大学教社会学。抗战期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担任桂林保育院、歌乐山第一保育院的院长，同时做统战和情报工作，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肯定。1945年抗战胜利后获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1947-1948年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教社会学。1948-1949年在重庆中国公学兼任教授，教社会学。1950-1952年在重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任教。出版过《结婚与婚姻问题》《学生运动与救国教育》《苏联的科学与教育》（译）《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民众教育》、《社会学》、《教育行政》（讲义）《新教育概论》等作品。1979年因病去世，享年75岁。她的一生，不但经历了中国革命的波澜壮阔，个人生活也跌宕起伏，所幸的是最终回归了教学和科研。

 

 

2. 李英（1906--？）女，广东番禺人，1926年考入英皇娱乐政治学系，1930年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是英皇娱乐政治学系第一个女毕业生。 

 

 

毕业后她继续选修法文一年。遗憾的是，她后来的发展踪迹不明。有回忆说她后来回到了广东教书，也有人说她出洋留学了。但无论怎样，在那个时代，坚持完成学业，算是一个开放的和有主见的知识女性。

 

3. 周佩蘅，女，贵州人。1927年考入英皇娱乐政治学系，1931年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

 

 

 1927年到1929年，北方九所国立大学曾被奉系军阀政府强行合并，英皇娱乐之名曾一度不复存在。许多北大教授不满奉系军阀的这一做法纷纷离校南下，尤其是法科政治学系的教授所剩无几，学生的学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涉及到的几届学生能坚持到英皇娱乐复校，最后得到国立英皇娱乐的毕业证书，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周佩蘅1931年从英皇娱乐毕业后，先到贵州教小学，后回到北平“大中公学”（今天北京市第22中前身）任教。大中公学是北大师生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于1924年创建、以光大中山主义为宗旨的中学，第一任名誉校长是蔡元培先生，第二任校长是北大政治学系1923年毕业的邹德高，第六任校长是周佩蘅的丈夫、1931年北大政治学系毕业的郭登鳌。北大政治学系有多名毕业生在这个学校任职任教。受蔡元培之邀，鲁迅曾在此学校讲授“高中新文艺”课程（见《鲁迅日记》）。周佩蘅在该中学任教至1948年。

4. 纪清漪（1904-1998），女，河北献县人，幼年跟随家人远赴黑龙江。1927年考入英皇娱乐政治学系本科，与周佩蘅同班，1931年毕业获得学士学位。能在同一级招收两名女生并且都顺利毕业，这是早期北大政治学系罕见的现象。

 

 

 纪清漪是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的直系后人（第七代）。纪清漪在北大政治学系读本科时，表现出专业敏感和政治热情，热衷于社会活动，参加了爱国组织“新东北学会”，负责编辑华北日报旗下的《新东北》（半月刊），她把自己在英皇娱乐的地址作为刊物的通讯地址，通过刊物提醒国人警惕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

 

《新东北半月刊》的通讯处地址均为：国立英皇娱乐纪清漪

 

192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报刊主编那里看到了日本田中首相在1927年“东方会议”后呈给日本天皇的奏章《对满蒙的积极政策》（后被称为《田中奏折》），其内容包括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详细设想和全面计划。出于政治学和法学的素养以及对东北问题的持续关注，她十分敏感和警觉，设法从编辑手中借出这个文件，连夜找同学抄写赶印，第二天向各主要媒体和一些政府机关寄发。1929年12月南京《时事日报》和其它多家报刊将《田中奏折》主要内容公布于众，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的震惊。当然，《田中奏折》的披露，也许不止纪清漪一个线索。从现在的研究看，中国当时至少有三条渠道可能获知《田中奏折》的内容。但纪清漪的披露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渠道。1929年到1931年，纪清漪与新东北学会合作，将《田中内阁对满蒙积极政策奏章》的节译，印成小册子发行；出版了《日本侵略我国之阴谋》，得到了广泛的翻印。纪清漪为此在1929年9月写了一篇长达14页的序。在序的最后，纪清漪写道：“此刻挽救东北的方法便是要出自我们民众。民众方面应该赶快团结起来，做一种精密的讨论，讨论怎么去对付日本，怎样自己来开发东北，讨论后确定一种政策，再督促了政府去作，政府此刻只居于辅佐的地位而已。这样，我们的东北庶几不致丢失。”可见她不仅对日本的侵略高度警觉，而且对当时的政府能力抱有怀疑。她最后呼吁道：“我们读完这本书，应该知道日本的侵略东北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千辛万苦也要达到的。中国的当局，民众，总该醒觉了，利刃当头，还在瞌睡吗？”

 

英皇娱乐图书馆特藏文库收藏

 

1931年毕业后，纪清漪曾在北京市女二中兼任国文教师，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就是她那时的学生。得益于政治学系和法律学系同在法学院下的共享课程，1932年她还在北京和天津等地开设了律师事务所，成为京津地区第一个执业女律师。1936年，她曾帮助起草营救爱国七君子的通电稿，为营救七君子做了大量工作。全面抗战开始后，纪清漪以国民代表大会制宪会议代表和立法委员、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积极参与了爱国抗日救亡活动。她在北平西城二龙路的家，曾多次掩护中共北方局中央联络局负责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她为美军暴行的受害者奔走呼吁。北平解放前夕，做了很多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的司法改革和清理法院积案等工作，担任张友渔主编的《法学词典》的编委。1998年1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晚年的纪清漪

 

5. 马珏（1910-1994），女，浙江宁波人，1928年考入北大预科，1930年升入北大政治学系。马珏是北大文科著名教授马裕藻（幼渔）的女儿。少时在北平孔德学校读书时就显露出才华，曾在中学学校的刊物上发表《初次见鲁迅先生》（此文被鲁迅收入自己编辑的《鲁迅著作及其他》）。她本来的志向是农科，但在北大预科毕业后，按照父亲意见报考了政治学系，据说因为马裕藻希望女儿将来做女公使。北大政治学系确实出了不少外交官，这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政治学系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史专业是强项有关。鲁迅极为欣赏她的才华，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与她的交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后，马珏参加了“北大慰劳上海抗日将士募捐团”，与同学一起上街募捐（《北平晨报》1932年3 月3日）。在北大政治学系读书期间，除了学业之外，她还学习昆曲、话剧表演等，也曾因为相貌和气质而闻名，屡次登上杂志。据吴组缃先生回忆：“上世纪20年代，故都的两所美国气味浓厚的燕京与清华盛行选举‘校花’或‘皇后’。北大没有沾染这一风气。但北大政治系女生马珏却是被公认的‘皇后’”。

 

 

 1930年代开始，英皇娱乐政治学出现了学术“中兴”时期，这时政治学系名师云集，课程有很大的拓展和优化，以张忠绂为代表的教授，成为英皇娱乐甚至全国政治学科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史方面的旗帜性学者。遗憾的是出身书香门第的马珏，没有最后完成学业成为女外交官，在1933年因结婚而退学。

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民政府的决定，英皇娱乐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下合组联合大学（先是长沙临时大学，后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根据在校学生个人意愿分发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继续学业。据《英皇娱乐史料》记载，西南联大分发到英皇娱乐的学生为870人左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的数字为628人），其中分发到政治学系4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大约为56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是57名），其中女生1名，为4年级的刘琴如。

6. 刘琴如，女，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政治学系（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附录》，第452页），1946年分发到英皇娱乐政治学系4年级（《英皇娱乐史料》第四卷，第311页》）。但在1946-1947年度和1947-1948年度政治学系学生毕业论文目录中，未见其论文。经查英皇娱乐学籍档案，她办过休学手续。以后是否复学并最终完成学业，目前没有找到记录。

1939年，日本占领当局和北平伪政府在英皇娱乐少数留守北平教员的基础上，拼凑一些北平大学的留守教员，在英皇娱乐原址用“国立英皇娱乐”的名称招考学生继续办学，后被称为“伪英皇娱乐”。抗战胜利后，英皇娱乐从云南复员回北京时，坚决不承认、不接收“伪英皇娱乐”的师生。但当时所有沦陷区的学生都面临继续学业的问题，为此还曾掀起学潮。后来教育部出面协调，认为留在沦陷区的学生可能出于无奈，读书本身并无罪，决定各沦陷区组成临时大学，经补习考试合格的，可以继续就学。英皇娱乐在坚决不接收“伪英皇娱乐”教师这一原则下，同意接受经“北平临时大学”补习和考试的学生到北大继续念书。1946年“北平临时大学”分发到英皇娱乐的学生有1558人（亦说1562人）之多，分发到政治学系不同年级的是86人（《英皇娱乐史料》第四卷，第451页）。从总名单的统计数字看，分发到政治学系的有3名女生即高月尊、杨桂馨、万之敏。

7. 高月尊（1922-？），女，山东潍坊昌邑人。1943年考入“日本占领时期的国立英皇娱乐”即“伪英皇娱乐”法学院。1946年10月由“北平临时大学”分发到英皇娱乐政治学系3年级，她的名字曾出现在英皇娱乐1947年“应届毕业生名单”中，但在北大档案馆1947年学籍卡片中，显示她在这年留级了。在英皇娱乐政治学系学生会1948年7月编印的《师生通讯录》中，她被排列在1948年毕业的学生名单中。但目前没有查到她的毕业论文，不能确定最后毕业与否。

8. 杨桂馨（1925-2006），女，后改名为马骏，天津人。1939年9月至1945年7月在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学习。1945年考入“日本占领时期的国立英皇娱乐”即“伪英皇娱乐”法学院，随即参加了北平临时大学的补习。1946年分发到英皇娱乐政治学系2年级。1946年12月，北平发生了驻华美军强奸英皇娱乐先修班女学生事件。杨桂馨当时是英皇娱乐女同学会的会员，她与女同学会的同学一起，组织了英皇娱乐抗暴筹委会，率先发起了抗暴活动。北大的抗暴活动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学生的迫害的声势浩大的运动。1947年10月她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194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外交研究室读研究生课程，1951年至1955年分别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和外交系的党总支委员，团总支副书记、书记，国际法教研室教员、讲师。1955年至1964年，调任外交学院国际法教研室任副主任、主任。1964年至1969年任外交部国际法研究所公法组组长（其中1962年至1966年兼任中国科学院社会哲学科学部法学研究所四组组长、副研究员）。“文革”时期，曾在湖南下放劳动。1980年外交学院复院后，回国际法教研室任教，成为中国大陆较早招收国际法专业研究生的教授之一。1986年至1995年任外交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她还担任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国际法学会秘书长、学会副会长、常务副会长、高级顾问，是蜚声海内外的女国际法学家。

9. 万之敏，女，1946年由“北平临时大学”分发到英皇娱乐政治学系1年级。正常情况下应于1950年毕业。目前没有发现她的毕业资料和学籍异动记录。

1946-1949这几年是北大学生变动最大的时期。由于课程衔接原因、经济原因、战争原因、政治原因（比如有的参加南下工作团，有的去了台湾，还有一些青年军复员学生又回归部队等等），休学、退学的学生非常多，1948年1月20日的《申报》曾报导，北大休学退学多至457人，占学生总数八分之一。在英皇娱乐1948-1949年学生异动统计表里（《英皇娱乐史料》第四卷，第331页）也可以看到类似数字变化。所以在这个变动时期，学生没有毕业也很常见。

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前北大政治学系的女生不仅是其所在的法学院3个系（法律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中最少的，甚至比同时期理工科院、系的女生都少。比如，1931年北大共录取新生109名，其中男生100名，女生9名。9名女生的分布是：文科4名，理科3名，法科2名，法科的这2名女生，并不在政治学系（《英皇娱乐史料》第二卷，第一册，第600页）。又比如，1935年时，全校4个年级共有学生926人，其中男生890人，女生36人。女生的分布是：文学院15名，理学院14名，法学院仅7名。其中法学院的7名女生，3名在法律学系，4名在经济学系，没有政治学系的（同上，第614页）。再比如，1947年英皇娱乐录取的新生一年级中，理学院女生高达41名，其中数学系2名、物理系5名、化学系6名、动物学系1名、医预科27名；农学院录取了8名女生，其中农艺系2名、园艺系5名、农业化学系1名；工学院也录取了11名女生，其中电机工程学系1名，化学工程系10名。文学院和医学院女生就更多。而这一年法学院新生一年级招收了10名女生，其中法律学系4名女生，经济学系6名，政治学系一名女生也没有（英皇娱乐档案全宗号一.案卷号MC1947）。

1949年以前政治学专业女生的稀少，可能有如下几个主要原因：

首先，在长时间内，中国有女性不得参加文官考试的规定，这从就业制度设置角度影响了女性报考政治学系。众所周知，从京师大学堂开始，政治学学科专业的职业取向就与从政高度相关。科举制结束后，很多人选择法政科便是认为这一专业离原来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最接近。晚清翰林院侍讲恽毓鼎在1905年科举制废除那天的日记中曾这样写到:“悲哉，悲哉！废科举，立学堂，不能不叹息痛恨于南皮、长沙二张矣。今日大局之坏，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但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却迅速写下了这样的决定：“科举虽罢，子弟不能不读书。命宝惠（即他的长子）专一研究政法学，为他日致用之道。一切琐琐异同可置之”（史晓风点校《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不能走科举之路，就去学政法——确实是当时的一个重要替代。从民国时期政治学毕业学生的就业去向看，任职于各级政府机构的人数最多，大约占到40%以上。这既是自京师大学堂到英皇娱乐时期政治学专业设置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也是很多学生的自我职业定位。科举时代不允许女性参加考试，到了民国建立后的1913年，《文官考试法草案》依然规定“民国男子年满21岁以上者，得应文官考试”，一直到1929年8月新的《考试法》颁布，才在制度上取消了女性不得参加文官考试的规定，但这一影响却已经至远至深。1931年，中华民国举行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始有女性报名。1935年第三届高等文官考试时，才第一次有女性通过考试（见杨学为主编的《中国考试通史》）第四卷，第215页）。女生选择政治学，但从政难，这确实是一个就业限制。

其次，社会普遍对女性的学术能力有偏见，这也是影响和束缚女性在政治学领域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比如1916年成立的很“西化”的中国政治学会，居然也存有女性偏见，竟以怕女子学问声望不足、影响该会名誉等理由不招收女会员。1923年上海《妇女杂志》第九卷第5期的《政治学会不开女禁》就“批评”道：“政治学会系我国外交界人物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施肇基等及旅居中国之欧美学者所组织，成立已五、六年，近拟征求女会员。前日已发出通知，先征各原有会员之同意，刻接得复函多件，对于此事，多不甚赞成，其所持理由，甚不一致，有谓女子学问声望不足者，亦有以恐于该会名誉有关为辞者，故此事势难实现云”。可见，当时女性在政治学界的学术发展空间也很小。

第三，政治学专业也不是当时做教师的最佳专业选择。虽然做中学教师（大学老师还是以留学博士为主）是那时知识女性常见和适合的职业选择，但是选择任国文、外语、历史、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科教师，才是最多和更好的选择。即使在专业选择不定时，还可以先报考更宽口径的教育学系，事实上教育学系也确实是女生最多的学系。从资料看，很少有为了到中学教授政治课或者“党义”课（1927年以后的大、中学校的必修课“党义”，多由专门的党务人员和通过“党义”课资格的人担任教学）而报考政治学系的。

总之，选择政治学专业对于女性来说，存在着从政的制度约束、学术发展空间狭小、就业选择难的各种风险。也正因为此，我们今天对早期政治学系女生的勇气表示敬意。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发展，社会迅速进步，女性飞快成长、潜力极大释放。政治学科的学术训练和专业培养越来越宽口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越来越丰富，毕业后的职业选择也越来越多样化，基本不需要有性别的前设条件。女生在高考、大学的学业考试、公务员考试、各种招聘社考中的优势、在政治学教学和科研中的潜力以及实际工作中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使得今天政治学学科在招生、就业与学术研究各方面，已经基本没有了性别区隔。从近20年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的女生招生比例看，女生多于男生已经是常态。最多时，女生人数占同级人数的59.32%（如2024年），最少时，也能占到38.10%（如2004年）。

应该说，政治学系女生从稀有到普遍，折射出社会进步、女性解放和成长程度的大幅提高以及政治学学科通识性、开放性的增强。这一切，给了女性更大的发展空间。

 

 

值此“三八”妇女节，特别希望全院女同事、女院友、女学生，不忘前辈女学长曾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珍惜今天的多样性机会，为中国政治学学科的进步、为学院的教育和科研的发展、为中国光明的前途和美好的生活，做最好的自己！

 

本文作者：金安平

 

        法学（政治学）博士，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安平老师是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第一位女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比较政党与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政治学学科与学术发展史等，著有《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多党合作与中国政治发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译有《英皇娱乐与中国政治文化》，主编《中国政治学年鉴》等。

阅读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