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9日至20日，第十一届北京青年政治学论坛在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廖凯原楼）514会议室召开。本次论坛由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承办，旨在为国内青年学者与高校学生提供一个开放、平等的交流平台，推动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进步。本次会议也收到了来自国内外各高校上百篇论文的投稿，受到疫情与议程所限，最终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与学生就政治学相关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会议开始，英皇娱乐政治学系主任张长东副教授代表主办方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致开幕词，欢迎各地老师与同学参会，并祝愿大家在论坛过程中能够有充分的交流与收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新刚教授代表论坛组委会对北京青年政治学论坛的历史与发展进行了简单介绍，感谢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承办此次论坛。

　　会议的第一单元为“公共表达中的政治”，由张长东副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助理教授张开平做了题为“新冠疫情的双重叙事：中国社交媒体中关于新冠疫情话语的精英极化现象”（A Tale of Two Pandemics: Polarization in Elite Discourse of COVID-19 on Chinese Social Media）的报告。张开平助理教授指出，新冠疫情作为百年未有的突发公共性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舆论中的撕裂与极化现象，并使疫情成为了社会极化新的来源与表征，从而造成了网络上前所未有的舆论极化与对立，然而已有理论主要关注西方语境。因而她的研究主要关注在中国社会体制之下，极化现象会有哪些新的特征与影响因素。通过对2020年1月20日到3月23日除蓝V外的微博加V用户在部分争议话题上的合计5,597,472条贴文使用LDA与情感分析，张开平助理教授得出结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公共民意也存在有极化现象，此外，政府的官方宣传对于极化现象会产生促进作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郭凤林从解释极化发生的原因机制、语词分析的操作细节与议题关键词选取可能存在的交叉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评议。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曾瑜博士以“文体明星的网络政治表达：基于新浪微博的大数据分析”为题，探究了什么因素会影响问题明星转发或发表有关政治议题的微博。他通过新浪明星库与百度指数，依照知名度将明星划分为了“新明星”与“老明星”，再通过深度学习分类器识别其发表的政治议题微博。最终的结论显示，总体而言明星在微博上的政治表达较少，但是近三年政治性表达存在有一个增长趋势。此外，明星的政治微博表达主题基本集中为节日庆祝、致敬英雄与纪念历史，倾向基本一致。曾瑜博士分析，明星的知名度与其面临的政治风险呈正相关，这使得他们会相应的调整政治表达的内容，更多地援引官方媒体的政治观点。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马啸肯定了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但他也指出回溯性数据的收集方式可能会存在有选择性偏误与偏差等风险。此外，他认为政治议题涉及广泛，本文对“政治”的界定相对狭隘。最后，他对于解释这一行为的机制也进行了补充。

　　会议的第二单元主题为“中国思想与政治史”，由外交学院杨晖副教授主持。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尚振扬以“‘公’‘天’和‘祖宗之法’——对宋代青苗法之争的政治思想阐释”为题。他以宋代青苗法施行过程中“挺青派”与“疑青派”的论战为视角，以事件分析的方式，试图梳理这一事件背后所反映的特定政治事件的背后的政治思想及其制度化表达。他认为，“挺青派”与“疑青派”的论战背后，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对“公”、“天”与“祖宗之法”等政治理念在理解层面的根本性分歧，这些思想观念上的分歧借由宋代特殊的宰辅制度、台谏制度、经筵制度等得以制度化的表现出来。他认为，“以事件为导向”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打破传统研究中思想、政治与制度之间的区隔。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雷博从本文所涉及问题的新意与有关政治史研究如何创新等方面进行了评议。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周子裕作了题为“何以免于为奴：政治权力的集中与非西方国家抵御殖民侵略的抗争”的报告，由于受到广州疫情的影响，周子裕同学选择了线上报告的方式。他通过对晚清时代（1840-1912）、民国时代（1912-1949）与毛泽东时代（1949-1977）的中国与德川幕府后期（1853-1867）和明治时期（1867-1912）等五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试图回答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成功抵御殖民侵略而另一些国家不能。在对已有的“国家规模”说、“外部因素”说与“社会性质”说进行评论后，他提出以“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与“政权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作为解释变量，并对上述五个案例进行分析。通过求异法与共变法，他得出结论，政权内部权力结构与政权和社会关系越集中，落后国家越有能力成功抵御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英皇娱乐中国政治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孙明从本文选择对话的相关文献是否匹配、是否回避了更为关键的解释因素以及本文概念的选取深度等方面进行了评议。

　　会议的第三单元主题为“中国政府政治”，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胡悦主持。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张金城以“培养式晋升：中国官员晋升的一个解释框架”为题，分析了“组织培养”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实践与选贤制度及其运作过程。他提出，官员晋升机制并不仅是党组织被动地甄别官员，而是一个主动发掘与培养的过程。由于党管干部、逐级提拔原则与建立后备干部的历史等制度的存在，“培养式晋升”具备得以开展的制度基础。通过实地调研与访谈的形式，他总结出了“核心部门历练”、“挂职锻炼”、“轮岗交流”、“借调”与“党校培训”等五种常用的组织培养模式。通过过程追踪陪式的观察，这些培养方式确实与实际的干部晋升过程关联。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冯军旗认为本文提到了我国干部流动与选拔过程中的核心问题，肯定了作者从官方话语中提炼理论性概念的优点。但他也提到本文在中国干部培养与晋升方面的文献还有所不足。此外，他从我国后备干部制度的实践历史与本文选取的案例等方面进一步提出了补充性建议。

　　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曾渝作了题为“战略性隐身：基层治理的成功之道？”的报告。他以“城中村”改造这一城市治理中的关键议题出发，分析了政府在其中的隐性干预。通过田野调查，他指出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在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为了降低行政权力与民众直接对抗的风险，政府通过预选开发商、调整城市规划、转移土地产权与施压基层干部等间接干预的形式，将潜在的官民矛盾转化为民众与开发商和村集体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了在城市改造过程中的“战略性隐身”。这种隐身是基于当前地方政府以结果为导向的激励机制下做出的理性选择。然而他也指出，这种“战略性隐身”尽管从结果而言降低了潜在的维稳成本，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改造过程中的矛盾，当务之急还需要改变以结果为导向的激励机制，强调事前监管，建立以公平原则为导向的制度安排。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叶静教授从政府隐身行为是否真的为“策略”行为，国家是否还存在有其它的政策选择，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是否真的能实现“隐身”等三个方面对本文进行了评议。

　　接下来是本次会议的“新锐论坛”环节，由张新刚教授主持。张新刚教授介绍了“新锐论坛”的来历，强调鼓励高校学生发表自己的研究，也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政治学科的发展。

　　慕尼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朱磊发表了题为“冲突性文明与世界之未来”的报告。他从汉语学界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研究的三个阶段出发，谈及了国内学术界对“文明冲突论”在不同时间段的解读，他提到已有的对“文明冲突论”的理解缺少深入文本与文本语境的解读，应当回归其文本的内在逻辑。他认为，“文明冲突论”根源于美国保守主义尤其是盎格鲁-新教的政治传统，这一传统建立在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上，因而必须以“冲突性文明”的视角构建世界秩序，通过寻求敌人、塑造冲突的手段来实现内在团结。这一内在逻辑进一步通过美国的“大西洋主义”、南斯拉夫战争与其离岸平衡策略反映出来。他认为，文明冲突论作为一种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力，根源于新教历史观与岛国地理观的结合，最终形成了冲突性文明论的视角，但是他也认为，这种冲突性文明的化解也许同样内嵌于美国自身的文明演化与特质之中。

　　英皇娱乐社会学系博士生杨勇以“个体主义与民主制——涂尔干论现代政治的道德根基”为题分析了涂尔干是如何提出通过“道德个体主义”来完善现代个体主义，从而弥合国家与个体的二元对立。他指出，在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社会的疾病根源于法兰西独特的政治模式，使其长期徘徊在理想抽象的自由与残酷的现实之间，这一根源就在于国家与个体的二元对立冲突，即涂尔干所称的“民主疾病”。通过追溯卢梭的民主理论与考察个体主义的社会起源与发展演进史。涂尔干认为，个体主义是民主疾病的根源，并使现代政治失去了其应有的道德根基。而解决之道，则是以“道德个体主义”超越自然权利学说下的“观念个体主义”。并通过构建能够更好发挥沟通效用的中介机制来实现内在平衡，构筑现代政治生活的道德根基。

　　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王格非以“政治极化与政治冲突的‘变质’——当今美国政治的困境与原因”为题，回溯了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的历史原因。他首先提出，政治冲突从性质而言有“良性”与“恶性”之别，政治极化的加剧则是良性政治冲突转换为恶性政治冲突的一种形式。他认为，美国“宪政平衡机制”与“混合政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根植于其深厚的“民情”和“共识”的社会文化基础，实际上包含了一部分良性的政治冲突。然而随着20世纪后半叶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民情”与“共识”的衰落，原先能够维持良性政治冲突的“四党体制”（自由派民主党、温和派民主党、温和派共和党与保守派共和党，其中温和派民主党与温和派共和党是维持良性政治冲突的中坚力量）的解体，使社会力量中的温和派减少，公意逐渐让位于私利，最终加剧了政治极化现象。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硕士研究生王诗源作了题为“党政关系如何决定了机构改革的成效？——以L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组建与运作为例”的报告。她提到，尽管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始终存在着改革反复、机构重叠与职责交叉脱节等问题。然而已有的研究更多局限于政府层面，她认为党政关系是理解机构改革成效的关键原因。通过对L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组建与运作展开研究发现，尽管退役局的成立成功接收了原民政局管辖的退伍军人事务，但由于未能改变党的归口管理职能分配，使退役局无法对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由党委组织部门管辖的军转干部群体进行有效接收。她提出，机构改革不应单纯考虑“政”的因素，而应将其放置在党政关系的结构性背景下，对行政与党务之间的职能进行统筹设计，才能更好的规避改革重复等问题。

　　6月20日上午继续进行了本会议的第四单元与圆桌论坛环节。

　　会议的第四单元主题为“西方政治思想”，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霍伟岸教授主持。格拉斯哥大学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帅作了题为“商业社会的人性与政治：曼德维尔论社会性与商业国家”的报告。基本关切在于如何通过曼德维尔去把握17-18世纪政治思想史的变化。曼德维尔在批评霍布斯静态的人性论的基础上，认为应当清醒看到人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对此，张帅提出曼德维尔思想中的“类的社会性”，即人性的特征会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适应社会，应而现代社会并非立足于传统政治学的“政体”或是“道德”，而是建立在商业社会的基础之上，从而将人性中的冲突与激情转化为商业社会的活力来源与现代国家力量的支柱。张帅认为，曼德维尔关于“商业社会”的开创性突破使其成为现代政治思想转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物，堪称早期现代道德哲学范式转换的扳道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康子兴从商业社会性从何而来、曼德维尔的国家图景及其与霍布斯的思想差异以及如何准确评估曼德维尔的贡献等方面进行了评议。

　　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刘敏博士作了题为“例外状态、紧急状态与法治——基于凯尔森、施米特与洛克理论的考察”的报告。通过对凯尔森“法治理想国”、施米特“例外状态决断”与洛克“自然法执行权”的分析与考察，刘敏博士认为应当对“例外状态”与“紧急状态”进行区分，紧急状态尽管不可预期，但是紧急状态下行政权仍然是宪定权，依然要受到实证规范的约束；而例外状态作为主权者动用制宪权在无实证规范情形下创造法律规范，尽管要受到自然法的约束，但面临更为复杂的两难境地。然而面临生死存亡的国家危急时刻，行动与不行动本身恐怕都将面临无可避免的困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翟志勇从紧急状态与例外状态在何种意义上是不一致的、执行权与行政权的区分以及三人思想是否具有共同脉络等问题进行了评议。

　　本次会议的圆桌会议环节，探讨的议题为“新时代、新政治”，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张长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翟志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韩冬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霍伟岸、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政治哲学研究所副教授聂智琪、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杨晖、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胡悦参与了圆桌讨论。圆桌会议环节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何涛博士主持。

　　会议的开始，何涛首先提到百年未有的政治大变局，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产生了政治学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新问题、新方法，也使原先一些政治学研究面临挑战，他以自己从政治思想史向“身份政治”研究的转型为例，提到了“身份政治”在当前世界政治形势中的进一步崛起与发展，对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谱划分提出了挑战。张长东提到新时代带来了政治议题的根本转变，从庙堂到江湖之远，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包括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也为政治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他认为，在提新政治学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是新旧传承与创新的问题，新时代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政治学议题仍需要商榷；第二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本土化与进一步向前的问题，到底是另起炉灶，重构一套中国政治学的话语，还是坚持对话，仍然是需要反复斟酌的问题。翟志勇则从“大数据”与“网络空间”对法学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他认为，互联网空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空间革命，不仅是拓展了新的空间，还改变了原先的法律体系，人类的现实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虚拟空间的支配。这种变化一方面要求创制更多新的法律来协调这些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与大型企业的存在，也挑战了法律从业者原有的权威地位。韩冬临首先介绍人大“历史政治学”的发展，也提到当期政治学的议题实质就是新时空背景下的中国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他提到，新时代下政治学还可以做很多议题，特别是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政治传播层面媒体人与政府的变化、短视频出现带来的影响以及互联网所产生的新形式的民粹主义等问题。霍伟岸则以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出发，他认为同样在2016年的瑞士进行的有关“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公投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他从“UBI”的思想缘起及其背后所涉及的权利正当性问题出发，认为不应简单将“UBI”视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设想，而应关注这一事件背后所体现的对全球新时代衍生的危机的应对策略。聂智琪认为“新政治”不应当是片面追求时髦的“求新”，要警惕片面建构新理论与话语的想法，而应当是去思考政治学科应当如何回应新的政治现象。也就是应当用什么样的新的政治概念或是政治思维方式来回应这种新的现象。杨晖从当前国内政治学发展的具体问题出发，回顾了中国政治学与国外政治学的发展历程，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存在有国内与国外难以沟通、国内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也难以沟通的问题，彼此之间还无法形成更好的吸引力。他提到，尽管政治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进步的过程中，我们也进一步逼近了中国政治学科存在的问题。胡悦则提到当前政治学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处理好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处理好与外界沟通的问题。他也提到当前实证的政治学研究面临两个紧张关系，第一是大数据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张力；第二是学科交叉与政治关注之间的矛盾。

　　为期两天的会议后，本次论坛迎来了最后的闭幕式，英皇娱乐政治学系主任张长东副教授致闭幕词，他对本次论坛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也提到了本次论坛对政治学中核心议题讨论深入丰富，对政治学研究的推动也起到很好的示范效果。论坛的最后，举行了下届论坛的交接仪式，下届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韩冬临与张长东两位学者分别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参与了交接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