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东长聘副教授主讲“税收与国家治理：一项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实证研究”
2021年6月16日，政府管理学院张长东副教授在廖凯原楼514教室举办了题为“税收与国家治理：一项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实证研究”的学术讲座，腾讯会议同时在线直播。本次讲座由黄璜副院长主持，国内各高校230余名师生共同参与。
在报告中，张长东老师围绕他即将出版的著作Governing And Ruling：The Political Logic of Taxation的内容，以税收为切入点解释政权的长治久安。张老师指出，在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民主化了而有些却没有”的问题时，民主转型理论过于强调结构性力量和行为者因素，而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存在理论上的重大缺陷。政体研究的制度主义转向文献则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视角。传统的制度主义主要包括：暴力机构、司法体制、体制性吸纳、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审查制度。但这些已有的制度主义的解释局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忽视了这些制度的双刃剑作用，强调正面效应而忽视不利影响，二是忽视了这些制度背后需要财政的支持。三是很多制度（或机构）容易被操纵，因此不是自变量而是中介变量，其本身没有根本性的解释力。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受熊彼特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启发，张老师从税收兼具原因重要性（就税收是所有变化因果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言）及后果重要性（就发生的每件事都有其财政结果而言）两方面指出财政社会学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了一种解释政权长治久安的新视角，即从税收的视角来看国家、国家性质、形式和命运。为了实现有效治理，国家需要调整各种制度机制，以获得纳税人对国家税收政策的准自愿服从，提高税收效率，缓解社会冲突。此外，在税收与政权长治久安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强调了税收制度与国家提供公共服务、渗透社会、掌握社会信息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张老师则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指出税收制度在解决或缓解治理问题和困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接下来，张老师以中国为例进行了分析论证。张老师认为，在市场转型和税收国家转型的双重转型背景下，经济体制、央地财政关系、税收征管和税收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社会控制（获得服从）、合作（投资）、代理人控制三大治理挑战。与这些治理问题存在着密切关系的是被忽视的两大税收悖论，一是增长悖论，二是代表制悖论。增长悖论指过多的税收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进而对政权造成绩效合法性冲击；代表制悖论指社会对国家限制权力和参与政治的要求会随着税收的增长而扩大，即所谓的“无代表不纳税”。我国的税收制度是如何解决两大税收悖论从而保持长治久安的呢？张老师介绍了解释这一问题的三个税收机制：准财政联邦制、半税收国家及低度制度化的税收征管体制。
第一，准财政联邦制指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张老师将其改革分为三大阶段：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属于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实行统收统支政策。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企利润，财政体系也一直在弱化税收的影响。1978年-1993年的“分灶吃饭”时期，实行财政承包制，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兴起，同时导致了官僚体系的封建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引发了私有化浪潮，形成了区域间竞争，我国市场投资环境得到改善，财政收入上升，官僚体系也很大程度更接近了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化；此外，随着税收体系以及征税机构的建立，税收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国家对社会的依赖也随之增强。通过对我国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的梳理可见，财政联邦制有利于缓解增长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