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军：金融危机和政府作用
10月24-26日傅军教授应邀出席了在意大利举行的雅思本领导者会议(Aspen Leaders Conference)，主题是“评估全球化”(Assessing Globalization)，并与剑桥大学女王学院(Cambridge University Queen’s College)院长依特威尔勋爵、教授（Lord John Eatwell）共同主持了“金融危机和政府作用”(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s)的分论坛。
傅军教授在会议的序言中指出，从总体看，虽然全球化加速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有人对全球化和贸易自由持怀疑的态度，这并不是毫无道理。仅就经济，特别是金融层面而言，存在着国内和国际科层制度安排(hierarchi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如政府的监管能力和各国政府之间以及国际组织的协调能力，远远滞后于市场上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市场中流动速度的局面。
与金融相关，发达经济金融市场中金融衍生品(credit derivatives)的创新，如CDOs(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和SIVs(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其核心是用短期的债务来融资长期的投资。这类似银行的业务模型，但却没有银行资本金的要求以及银行所需的存户，放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运作，这种深度证券化(deep securitization)发展的逻辑方向是利润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profits)和风险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risks)、甚至全球化，使新兴市场也不能独善其身(decoupling)。在政策层面上，21世纪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信息的全球化和金融、会计规制的标准化，如Basel 2的要求以及资产评估Mark-to-Market(以市价计价)方法，促使了资产评估和投资行为，包括杠杆(leveraged)投资行为的同质化(homogeneity)，这种趋势与分散风险的异质化(heterogeneity)的要求和逻辑背道而驰，其结果是使集体同步行动所引起的风险（risks associated with synchronized action）大大的增加，宛如一颗定时炸弹。在技术层面，由Harry Markovitz、Robert Merton和William Sharpe发展的、被投资、保险和风险评级公司广泛运用的现代组合投资理论(modern portfolio theory)，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因为在新的条件下该模型在大家认为好的时候(quiet time)，系统地低估了风险(underestimate risks)；而在大家认为坏的时候(stressed time)，系统地高估、放大了风险(amplify risks)。
在以上所述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就政府而言，如果研究和实践政府的人不懂或其认知水平滞后于市场发展的趋势，必然的结果是与监管相关的制度设置的缺位、混乱或失败。这种问题不只是存在某一国家，从总体上讲，如果我们在方法论上控制(methodologically control for)各国的发展阶段和水平，这种现象在转型国家也特别明显，不要说实践的政府部门，学术和知识界更是如此，教政府的不懂市场，教市场的不懂政府, 其后果反映在经济的发展相对水平上；与此相对照，发达经济毕竟处于人类制度创新的前沿，考虑到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在前沿中寻求创新，风险和错误也是难免。
在谈到政府的作用时，傅军教授指出，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没有政府的市场，这不应该是争论的问题，更不应成为定式的意识形态，问题是在作为市场规制者(regulator)、管理者(administrator)或游戏参与者(player)三者之间政府如何定位，它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也许不少人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市场的失败，但是这其实是政府的失败。人们常常忘记，即便是市场原教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t)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倡的所谓市场导向的“中性”货币主义，作为政策工具，市场上的主体如公司和个人是无法使用的，只用政府才能使用，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市场规制者的作用外，政府显然要起有限管理者的作用，但是不是市场游戏的直接参与者。在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掌管联储的时代，美国自从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灭后政府过度宽松的信贷不能不说是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更深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971年，当时美国政府决定把美元与黄金脱钩，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变，结果是美国的货币政策不再受约束，这在制度上使美国过度超前消费成为可能。在今后新的国际金融制度中，关于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国的话语权，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际外汇储备体系货币多元化的问题，还有对美元的约束是什么，都是值得深思的议题，我们的研究和思考必须跳出技术层面本身，具有全球战略的高度。
在历史上，1929年美国经济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由于政府宏观调控行动的缓慢，加深和延长了经济危机，从这个角度说，这也是政府的失败，是在宏观层面作为管理者的失败。但是，与那时相比，傅军教授对今天各国政府在危机中作用更为审慎地乐观，他认为，那时还没有凯恩斯(John Keynes)，现在有了他的超越微观经济的宏观经济思想，并已成为经济教科书的主食；那时各国纷纷转嫁危机(beggar thy neighbors)，而现在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和协调加强了，至少这是目前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包括10月10日在华盛顿举行G20财政部长和中央行长的会议。主要国家的政府似乎从历史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 在没有超主权国“最后的贷款人”(lender of the last resort)的条件下，各国的“最后得贷款人”，即中央银行之间必须协调和合作，包括银行存款担保的额度，否则在短期会大大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和由此产生的动荡，之后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他同时指出，如果历史能给我们启示的话，各国政府必须警惕保护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道理很简单，经验数据告诉我们，全球化和与此相随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给各国带来的财富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
傅军教授认为，市场经济作为制度安排虽然不完美，这是给定，因为从哲学上讲，“完美”就意味了历史的结束；但是相对而言，市场经济至今仍然是创造财富效率最高的制度安排。根据傅军教授计算，1929年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后的十年，如果美国的人均生产率是1，那么当时的西欧各国平均是0.8，前苏联是0.3，亚洲平均水平是0.1。类似地，即便是今天，在过去几十年，虽然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以至于地缘政治的中心将越来越移向亚洲，这主要是因为起点较低，同时遵循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是发展中国家要进入富国的行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对所有国家来说，特别是追赶型国家，它们必须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把握尺度，看清形势，认清方面。
本次“雅思本领导者会议”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美丽的地中海边巴勒莫城的一个海边别墅中举行。与会者是来自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学界和企业界的领军人物。会议的风格是与会者着装随意，即席发言，互动性强，信息量大。除会议主持人外，每人每次发言时限在3分钟内。
（根据傅军教授英文发言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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