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5日，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教授与美国Williams College校长Norton Shipiro教授座客中央电视台谈大学“通识教育”。电视选辑请见链接：http://www.cctv.com/program/e_dialogue/20090625/108969.shtml       傅军教授指出，作为全球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通识教育（英文是liberal arts）的中文翻译不全面，词不达意，原因可能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它的深层含义。在这里，他认为“liberal arts”不仅仅是“宽口径”的问题，而更是“解放”固化思想的意思。中国人民解放军英语翻译是People’s Liberation Army，注意“liberation”这个词的字根与“liberal”是一样的。类似地，其实人类的科学知识增长也是一个“解放”的过程，是一个自己“解放”自己思想的过程。早期人们思想被禁锢在地球中心论中，后来才从这个桎梏中解放了出来，认为太阳是中心，以后我们的认知又有新的不断的发展……这种进步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解放自己思想的过程，这是一个不停顿的过程。科学知识的进步和增长，不仅仅是个“证实”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证伪”的过程，而证伪在我们的教育中很薄弱。胡适先生说过：“大胆假设（assumption），小心求证”。他只对了一半。也许更重要的另一半是，“大胆假说（hypothesis），系统证伪”！这对人类认知过程的所谓的中程理论（mid-range theory）尤为重要。“arts”一般中文翻成艺术。在这里如何理解？在此英文中“arts”与“humanities”(人文)往往可以通用。但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这与在现有知识边际的突破有关：当人们站在知识的边界上再往前迈一步时，这将面临巨大的未知数，无先例可循；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决定必然是艺术性的。用英文说，“The decision has to be artistic！”英文的表达很直观，中文翻译往往词不达意。       在比较中国的儒学教育与“liberal arts”教育时，傅军教授说，据他的观察，儒学的教训主要只停留在世俗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因此它只有形下世界的部分，对宇宙这个巨大的世界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把“天”只看成是一个给定，而不必再解释了。相比，“liberal arts”教育，作为“解放”思想的“艺术”，讲究的就是对一切都要追根求底，它既涉及形下的人文（humanities）；又涉及形上理性的推理，并在基于形上（理性主义）和形下（实证主义）互动的基础上，培育独立思考的能力，探讨人类至今未知的领域，创造新的科学的知识。他同时指出，自从人类有文字的历史以来，过去的200年里，从科学知识增长的角度看，我们用了不到人类历史1%的时间，超越了在这以前几千年的积累。为何近代成就如此非凡？关键是人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隐含在“liberal arts”的教育中。再者，如果我们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那么跳不出世俗的视野来展望星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在谈到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时，傅军教授认为，在“致知”（seeking truth）与“致用”（seeking efficiency）之间，目前中国的教育还是过于偏重“致用”而不是“致知”，大有急功近利之嫌，讲的多的是“如何”的问题（例如，如何升官发财，书店中大量的是此类的书），而不是在本体论上问“什么”的问题（如什么是时间、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以及在认识论上问“为什么”的问题。这反映了“liberal arts”在目前中国的缺乏。尽管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界的认识有所提高，并已开始注意所谓宽口径“通识教育”（如北大的元培计划），但是还没有涉及“解放思想”在“liberal arts”教育中这个最为关键的核心。为什么？他认为，问题不是出在中国学生身上，而更是现在许多教员连自己也并非知道“致知”的有效途径，多数只是停留在现有知识的“致用”的羁绊中，来来回回地作些文字的游戏（linguistic gymnastics）。结果是，学术更多地是比“量”而不比“质”。与此相关，根据他的观察，目前中国大学培养的博士更是致用的“专家”而不是致知的“学者”。傅军教授还说，根据他的随意抽样，虽然现在中国好的大学中教员许多都已具有博士学位（Ph.D.）。Ph.D.是Doctor of Philosophy，即某一领域中的“哲学博士”。但是，当被问及“哲学博士”学位中的哲学要义是什么时，多数无言以答。这种现象也间接地反映了目前在中国开展“liberal arts”教育的艰难。看来，如果要使所谓的“通识教育”击中“liberal arts”的要害，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有待于进行思想“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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