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13日，受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副校长尼尔?奎格雷的邀请，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教授在新西兰参加了题为“中国与印度：发展模式的终结？”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解释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一个制度视角”的发言。

   傅军教授指出，理论模型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复制性，而战略的特点是灵活性；理论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特殊性中寻找共性，它在于解释现象背后的逻辑而不是描述现象的本身。他认为，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隐含了不同的激励、产权和对未来的不同预期，进而决定了不同的效率以及各国长期的经济表现。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工业化起点的时空不同，所以发展战略选择会有所不同，但是改革前进的方向都是市场和法治，前者是横向后者是纵向的制度安排，两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是纵向的管理成本等于横向的交易成本，这是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命题，尽管这个趋优的过程还远没有结束，这个制度的逻辑适合解释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就中国而言，其发展战略似乎更随“路径依赖”，但改革和前进方向基本证实而不是证伪现有的经济学原理，这些包括斯密的市场、熊彼特的技术、鲁卡斯的内生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效率的提高。改革30年后，中国的人均效率迅速提高，但目前大约只是美国的20%，日本的25%，韩国的30%。但是这同时意味着，即便给定人类现有的技术和制度的边际不扩展，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巨大。相比，发达国家处于人类知识演化的边际，演化速度将缓于追赶速度。傅军教授的发言有三个部分。一，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二，解释经济增加的理论；三，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发言全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