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3-24日，傅军教授应邀前往位于德国科隆的SchlossBensberg古堡参加国际会议，研讨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前景。同台作为演讲嘉宾还有德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Jörg Krämer，英国货币和金融机构论坛联合主席David Marsh，欧洲央行执行董事Lorenzo Bini Smaghi，OECD副秘书长Pier Carlo Padoa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Arrigo Sadun。

    傅军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即便是全球化发展到了今天，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仍然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the global reach of financial markets）与政治制度的地方性(the local nature of political hierarchies),因而在制度设置的深层面缺乏全球范围的资本管制规范。有鉴于此，一个更合理的（rational）更具弹性的（resilient）全球金融体系应该从后金本位时美元的单一性（dollar-based uni-polar system in post gold standard era）演绎成多元的网络体系（multiple-layered web），而这个演绎过程应该是，也将是渐进的和漫长的，在三个层面展开。

    一是主权国之间国际贮备货币（international reserve money）的完善，其演绎的形式是对现有IMF特别提款权（SDR）的改革，具体是对一揽子主要经济体的货币进行重新设定和加权，从而更好地反映全球经济的发展的现状和前景，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例显著上升这个事实。就中国而言，30年前其GDP占全球GDP不到5%；现在大约是10%，预计此比例还将进一步上升。二是组建区域性的国际基金组织（regional monetary funds），这些基金组织将扮演区域国之间“最后的贷款者”（lender of the last resort）或称“区域中央银行的银行”（regional bank of the central banks）的角色，从而加强资本流动反周期性机制（counter-cyclical mechanism），同时减少国家仅靠贮备积累防范金融风险的依赖。三是美元作为贮备货币地位的相对下降，欧元和人民币相对地位的逐步上升。在演绎过程中，美元最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应急剧贬值，不然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在近期，世界经济的复苏依然脆弱。欧元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处理货币政策中央化（centralization of monetary policy）与财政政策地方化（localization of fiscal policy）以及区域间效率差异(regional diversity in productivity)所造成的政治张力(tensions)。就人民币而言，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提不仅是经常帐户（current account）而是资本帐户（capital account）的开放，而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是中国国内更深刻的金融体系改革，包括更弹性的汇率和更独立的央行。但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中国与邻国签署的一系列货币交换协议（currency swaps），特别是清迈协定（Chiang Mai Initiative），虽然旨在促进贸易（trade facilitating），而不是储备货币（reserve currency），但是这些确实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奏，是务实和实质性的步伐。其实，人民币在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已有流通。例如，人民币在香港已有4000亿的存款。作为IMF特别提款权（SDR）的改革，人民币是否进入SDR，应该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些显著的趋势，而不是机械地与人民币实现完全自由兑换挂钩。制度的演进更需要的是边际而不是黑白的思路（more marginal than binary approach）。

    在前往德国之前，傅军教授还应邀参加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欧洲对话”国际会议（European Dialogue ?C Europe Beyond the EU: the Geo-economy of the Wider Continent），并以“经济联系与重画边界”为主题（Mapping wider Europe: How Economic Links are Redefining Borders），与土耳其副总理Ali Babacan，瑞典外交部长Carl Bildt，欧洲改革中心主任Charles Grant，意大利UniCredit银行主席Dieter Rampl，迪拜国际金融中心首席经济学家Nasser Saidi，俄国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Sergei Karaganov，美国驻德国前大使Richard Burt进行了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