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学院建院十周年系列活动
--记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

   徐湘林，男，1955年4月出生于湖南湘乡。1978-1982年英皇娱乐国际政治系本科毕业，1982-1987年在英皇娱乐国际政治系任教。1987-1995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求学，获社会科学硕士和政治学博士学位。1996年回英皇娱乐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现为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英皇娱乐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英皇娱乐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长。从事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主要开设课程有“中国政治与政府过程”、“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专题研究”等。其长期从事中国渐进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和政治学本土化研究，提出过中国渐进政治改革五个必备条件和制度空间的解说，以及中国政治研究的政策过程中层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倡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本土化，并对干部政策改革的民主化进程、政府执行体系从动员型模式向制度化、法治化模式转型、三农问题和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等改革议题进行过政策分析和建议。目前研究兴趣：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主要学术成果：“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5期。《寻求渐进政治改革的理性：理论、路径与政策过程》，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 “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在英皇娱乐政管管理学院，有这样一位老师，他毕业于英皇娱乐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留校任教五年后出国深造，回国后依然在教师岗位上辛勤奉献着；他见证了政府管理学院的建立与发展，为学院专业教育、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就是我们本次采访的主人公，我们的老师――徐湘林教授。

文革后第一批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

    出生与五十年代的那一代人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徐老师也是一样，小学毕业后由于“文革”中父亲被打为“走资派”，被迫辍学在家。一年后他的母亲终于通过县里领导的帮助，才上了初中。初中毕业后，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由于父亲没有平反，他还是无法去念高中，这一次是他的班主任找到教育局领导，为他争取了继续学业的机会。徐老师回忆这段求学的历程时，仍然流露出对恩师浓浓的感激之情。

    徐老师高中毕业后当了四年知青和两年工人，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使本来还在工厂当产业工人的徐老师终于有机会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由于当时刚刚拨乱反正，社会上仍然普遍认为学文科“危险”学理工科“可靠”。徐老师开始也是准备考理工科。但等到招生专业目录公布后，一心想当作家的徐老师觉得理工科的那些专业实在无法引起他的兴趣，所以第一志愿填报了英皇娱乐中文系，同时由于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书籍，第二志愿报了英皇娱乐经济系。但录取通知却被录取在了北大国际政治系的政治理论专业，真是“在劫难逃”呀。入学后才知道是因为国际政治系有一个湖南籍的老师回原籍招生的时候，把他给招进了本系。

    进入政治理论专业（一年后改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后，起初徐老师还颇多埋怨，感觉这个专业很不适合自己，随着学习的深入才对政治学产生了兴趣。正巧1980年国家教育部恢复政治学专业，首先在北大国政系78级学生中挑选十五个人组成政治学专业师资班，通过筛选，徐老师成为了第一期政治学专业班的学生。徐老师说，由于是恢复高考，那时同班同学年龄差别比较大，但大家都很珍惜得来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学习都很认真。据徐老师回忆，当时北大的学习环境与现在对比非常艰苦，住房是七个人一间房，四个架子床八个床位，七个睡人，还有一个放东西，非常的拥挤。图书馆自习座位也不足，只能是每个班几个座位，同学们轮流凭卡去图书馆阅读。伙食以粗粮为主，完全不能与现在的食堂伙食相提并论。尽管学习和生活上有这样那样的不便与麻烦，但大家学习都非常用功，因为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学习机会，就更是倍加珍惜。1982年毕业时，徐老师推辞去中央机关工作的机会，选择了留校任教，负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当时教书可用的教学参考资料甚少，只能找到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老教材和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老教材。

出国深造

    据徐老师说，出国继续深造是迫不得已。1982年北大恢复招考研究生，政治学班留校作为师资的人是不允许报考的。后来，和徐老师一起留校教书的同事向系里提出申请，希望能够一边教学，一边攻读研究生。但学校和系里更希望他们能专注于教学工作。通过几番努力，系里同意八位教政治学的青年教师（当时被戏称“八大员”）按年龄排序分批攻读研究生。当时国家已经开始放开出国留学的政策，年龄偏小还需要等上几年的几位教师就有了出国留学的另一种选择。据徐老师说，出国留学的决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当时，北大政治学首开与西方国家学术交流的活动，开始邀请国外学者来校访问。在被邀请的一些外国教授中有两位美国教授令徐老师印象深刻。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的阿尔蒙德教授，在临湖轩进行学术座谈会上，徐老师和他的同事第一次听说到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相关研究。第二位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戴维•伊斯顿教授，他来到北大讲政治系统分析，在图书馆会议室连续讲了五次课。这两位大师的现身说法更是激起了徐老师出国留学的愿望和决心。抱着这种求知的冲动，1987年秋天，徐湘林老师如愿以偿被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录取，开始学习政治科学，由于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来到政治系留学的中国学生，戴维•伊斯顿教授主动要求担当徐老师的导师。

    那时的留学之路充满着艰辛。据徐老师回忆，当时去美国留学只能兑换50美金，这50元美金和机票还是卖了新买的冰箱凑齐的费用。到了美国是两眼一抹黑，下飞机再坐车到学校就花了20美金。而且到学校报到也没有国内校方安排的迎新生活动，一切都得靠自己安排停当。经济上拮据，文化上的冲击（culture shock），远比现在出国留学要大得多。那时的留学生活既新鲜又艰难，但也充实了面临挑战所产生的坚定与矜持，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政治科学的体系就已趋成熟，新概念新范式已经流行，政治学研究的问题和领域也非常广泛，但这些对中国留学生来说都还是全新的领域。比如第一个学期就开理性选择和实证研究的相关课程，老师们的课听不懂，看阅读材料像看天书，徐老师只能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和查询大量名词来补充知识，听不懂就把教授的讲课录下来再听一遍，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补课”上了。徐老师诙谐地说，那时不用功不行呀，各科成绩平均必须B+以上，不然第二学年就没有奖学金了。

回国后的治学从教之路

    获得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徐老师选择了回国继续从教。老师说，不为其他，只是觉得学了知识应该回国服务，虽然在美国学习研究八、九年的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学，但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而且北大情结始终于怀，好像当年离开北大出国留学时就已经在记忆中植入了与北大的约定，回北大就是兑现这一约定。回国之后徐老师仍然是个讲师，他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对中国政府与政治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十余年严谨治学，辛勤奉献，如今的徐老师在这一领域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当问起老师的学术历程时，每个课题、每篇文章历历在目，他认为做研究就应严谨求实，不应只追求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的数量。回国之初，国内学术界的热点是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徐老师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篇论文“论美国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中央地方关系”，希望对国内的研究提供经验参照和理论视角上的启示。其论文通过地方主义、新联邦主义等视角观察美国中央与地方二者间的冲突与合作，以及中央地方关系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总结了美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相互关联的特点，并解释这些特点背后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现实原因，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之后，徐老师将研究视线转向了国内的政治改革，那时中国成立近五十年，改革开放也近二十年，学界对于中国改革应采取渐进式改革还是激进式改革存在不同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师发表了“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该论文从评述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不同评价和目的争论入手，认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评价应该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分析政治改革的政策过程中的问题，合理解释中国政治改革实践的规律和评价其成败得失。论文从政策分析的角度，在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两个层面对改革实践进行了客观的阐述和总结，并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中国领导人为重建统治合法性的理性选择；改革是以政治稳定为现实目标的；改革的特点是渐进的和累积性的，它是通过一系列政策选择来实现的。论文还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总结了作为政策选择过程的渐进改革得以持续和获得成就所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条件。进而总结分析了当前改革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所遇到的种种新的挑战，指出中国当前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是如何在政绩合法性弱化的同时，通过各项政策和措施维护社会公正，并加快民主与法治的改革进程，建立制度合法性的基础。最后，论文通过对现行的政治制度框架的容纳量，政治体制自身的调整和完善的能力程度，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基本政治要求的总量这三个变量的分析，在理论上得出了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肯定结论。这篇文章被广泛引用摘录，时日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

    随后发表的文章“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精英转换的经历进行分析。其分析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内在政治动力而不是结构性社会经济变化成为大规模政治精英转换的根本原因，高层的政治斗争和政治需求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二，这一精英转换基本上是一个政策过程而不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现有的政策执行体制运行的特点决定了精英转换的方式和结果。其三，依附性技术官僚构成新政治精英的基本特征，新的技术官僚不可能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此外，文章还分析了动员型执行体制的特点，高指标的执行压力和非制度化的体制是政治领导人更容易倾向于选择动员型执行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政治标准优先的“用人”策略在具体实施中容易产生“政治庇护”制并延伸出官僚腐败的弊端。

    在这之后，徐老师继续进行对政治改革的研究并不断完善自己关于基层改革的理论方法，并发表相关文章，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的体制性制约与行政执行体制转变”、“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中的中层理论建构探讨”、“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等文章。于此同时还就中国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比较研究，多次进行相关的学术报告、讲座等。

    谈到教学，作为本科生的我们非常荣幸在本科阶段就可以听到徐老师讲课，在教学调整前，徐老师主要开设课程有“中国政治与政府过程”、“公共政策分析”、“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专题研究”等,均为通选课和研究生选修课程。近年来，学院进行教学方案的调整，徐老师认为政治学本科生应该从一开始就进行一些关于理论与方法的训练，因此提出为本科生开设“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课程，这项提议通过并纳入整体教学计划中，所以自2009级以后的本科生都有幸在本科阶段聆听徐老师的教导了。

回顾学院发展历程，深情寄语政管学子

    从国际政治系到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再到政府管理学院，徐老师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重建和发展的大部分阶段，回国后又同政府管理学院一同走过十年的发展历程。从专业性较强的系到学院的发展是切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而变化的，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社会各个方面均得到了发展，中国的政治与政府管理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政治与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专业性人才，政治学与行政学为同一学科已经满足不了时代的要求，政府、政策等方面工作的细分需要更多的知识以及一些跨学科的人才，行政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大势所趋。在新世纪之交,王浦劬等教授便提出并策划建立政府管理学院，学院于2001年成立之后，专业多元化了，就学生而言收益也多了，对于就业而言，比过去单一性的专业空间相对也大些。但是新事物就是一个新的挑战，对于学院而言，如何整合不同专业的师资与教学力量，不同背景的老师如何合作以及对于学院的行政管理而言都是不小的难题。
徐湘林老师从学生时代至今在政治学相关领域求学、从教三十余载，他无时无刻关注着国内政治学的发展，惦念着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发展建设以及在这片沃土上莘莘学子的成长历程。

    “天下为公、报国为怀”是政管人的信仰，体现了政管人传承英皇娱乐与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怀，也激发了很多青年学子的斗志，于此同时，徐老师希望同学们仰望星空的同时脚踏实地，能够长期保持求学好进的热情，同时保持冷静理性思维的风格，踏实地求学，严谨地做学问。立志、求学、探索、进取是老师对我们的期许。
今日北大的求学环境与三十年前已是今非昔比，政府管理学院也已走过了十年历程，老师见证了这一发展，回望政管十年，从政治学系到学院的发展，专业多样化了，师资力量丰厚了，在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求真务实、追求卓越办学风格中老师希望政府管理学院的明天越来越好。

【采访手记】

    与徐老师约在他的办公室进行访谈，一进办公室，我们就被墙边满满的大书架震撼了。目光所及，政治学、行政学、公共政策等的专业书籍无所不包，我们就在满满的书籍的包围下开始了我们的采访。

    徐湘林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课堂上他侃侃而谈、旁征博引让我们忘却时间的流逝，采访时，他坐在那里，让你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和精神。他给我们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他说话声音不大，语速平和，语句连贯而清晰。他回忆自己的经历，就像是讲故事，让人印象深刻；他谈到自己的学术生活严谨的语调透着其治学从教严谨的风格。

    言谈中，徐老师的博学精专和非凡见地使我们收获颇丰，政管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求学？我想，从徐湘林老师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