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学院建院十周年系列活动
--记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天飚

朱天飚老师简介

    朱天飚老师是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主管研究与发展），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他于1990-1993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社会科学）学士学位 ，于1998-1999年在剑桥大学获得了管理学硕士学位，于1994-2000年在康乃尔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三个，分别是国际与比较政治学（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国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作为著名的海归教授，朱老师在院内为本科生开设了政治经济导论、比较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他的讲课风格生动活泼，力图从最广阔最丰富的视角引导学生进入政治学的学习，因而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是我们院非常有人气的一位教授。今天我们对朱天飚老师进行了采访，试图更多的了解这位上课幽默、治学严谨的师者的人生经历与治学理念。

两度转向，未远离政治学

    如前文所介绍，朱天飚老师本科攻读经济学学位、硕士攻读管理学学位，而博士攻读政治学学位。这种转变让人感到好奇，他为何两度转变专业，又为何最终选择了政治学呢？

    据朱天飚老师的解释，他本科时攻读的经济学学位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新古典经济学学位，它的全称是经济学学位（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学位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时候，悉尼大学的经济学的学位从新古典经济学这个学位来讲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朱老师的那个学位后面有一个括号加注，更注重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融合。所以朱老师认为自己一直是兼顾学习经济学和政治学，甚至学政治学更多，他从本科开始就是以学政治为主，只不过学位的名称是经济学学位，他认为其实这个学位更好的称呼是政治经济学学位。之所以没有这样命名，朱老师解释说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不愿意别人用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词汇。因为经济学的发展史是先有政治经济学（如重商主义就是其主要流派），后来才崛起了自由主义（如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说这个领域的时候从来不说经济学，因为那个时候经济学概念还没被发明，所以亚当斯密也自称政治经济学家。直到19世纪后来才发明了经济学的概念，经济学开始放弃政治经济学的多样性，专门开始在假设没有文化、假设没有国家、假设社会力量没法干预的情况下，纯粹的市场规律是什么。这时候开始出现各种经济学流派，包括现在统治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这些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不存在了，它逐渐发展到19世界70年代的时候就变成了现代经济学，所以他们不愿意别人叫政治经济学。当然这是一个很“霸道”的说法。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多样性的研究，不止研究市场规律的问题，还研究国家的作用，也研究分配问题。而现代经济学只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部分，所以政治经济学仍然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长期存在。但是因为经济学在西方的势力很大，所以在西方很难有其他人用政治经济学做名字，比如美国就没有以政治经济学为名的系。所以朱老师当时在悉尼大学拿的经济学学位是既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学政治学，所以它是社会科学范畴内对经济的一个分析，他说自己从来都离政治学不远。

    朱老师接着讲述了他两度攻读不同的学位的经历和原因。他从悉尼大学直接申请了康奈尔大学的政治学的博士，在博士快读完时才到剑桥读管理学的学位。因为他一直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在本科就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特别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感兴趣，然后到康奈尔读博的时候也是学的政治经济学。朱天飚老师觉得既然做政治经济学，既要有政府的这一面，也要有商业的这一面，于是就想了解一下实际的商业的操作究竟是什么样子。去剑桥读管理学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总是在学习政治学方面的想法，国家和政府应该怎么做，但是政治学不能解释市场的问题；经济学也不能解释商业如何去运作，它主要讲市场，自由市场运作规律是怎么样，所以经济学是帮助不了人做生意。而管理学才告诉人如何去操作，去卖东西，所以他就想去学管理学，其实实际结果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好，他的初衷是要学习商业操作方面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相差很远，事实上商学和政治学这两个领域割裂的是很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了解商业运作有帮助，但是能否把它和政治学放到一个框架内来思考还有很多路要走。

    朱老师还讲到去剑桥很多有趣的经历，他说剑桥和其他国家的大学是很不一样的，和现代成立的大学很不一样，历史比较悠久，还保持很多传统的风格，比如有书院、院系。院系里面有书院，居住的地方和学习的地方很不一样，住的地方本身也是一个住宿和学习的单位，它保持这近代、甚至是古代的学习风格。在那里学习和在其他地方学习都很不一样，是一种收获。

心系学生，倾授留学指导

    政府管理学院每年都有本科毕业的同学出国深造，不少同学有这方面考虑但是又比较迷茫，比如对专业选择方面的信息所知不多。谈及对学生出国深造的看法，朱老师认为在国外学习最好的就是能接受多样性的思考，特别能锻炼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所以他支持学生出国读书，去感受不同的学习氛围，特别是不同的思维的视角，国外在这方面会更多资源，所以那会使学生的思维更加丰富，更具多样性。

    至于专业的选择，朱老师细致解释道，如果是出国读硕士的话，以前的学生去读公共政策和政治学的都有。国外的硕士学位设置是很丰富的。因为在国外读硕士一般不作为研究的一个学位，而是作为一个转换的学位，比如如果学生对一个领域不是很了解，但是在本科学过这样的东西，而且感觉还不错，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就可以来学。国外的硕士一般是读一年，甚至英国有九个月的硕士，两年的学位国外是不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硕士学位对学生有一个基本的训练，是在学生智力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对知识的新的补充，一般不是培养学生去研究的，当然也可以作为一个走研究道路的跳板。所以如果是读硕士有很多选择，我们政府管理学院有四个本科的学位，大多数对应公共管理方向，所以读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都没有问题。

    而如果读博的话，基本上还是选择政治学比较合适，城市管理专业的同学可能可以选择经济学，但是政治学还是主要的。因为博士基本上是基础教育，博士是从基础教育开始变成专门化教育的。所以真正去读公共管理的博士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它招收的人也少，各个大学一般收的都是基础学科的博士。像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这些方面的博士还是少一些。

不同视角，开拓学生思维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之类的说法是国内较为人熟知的说法，但是朱天飚老师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书中却说资本主义是个“怪胎”。在问及他为何会产生这种认识，灵感从何而来时，朱天飚老师坦言这个只不过是中国的学生学者好像觉得比较奇怪，但是在国外并不奇怪。对资本主义的崛起在西方的理论界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思维倾向，一种是把重点放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一种是放在军事和政治层面的；这两种倾向的分析结果截然不同。他把重点放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这些说法叫做历史进步说，包括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谓历史进步说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乃至于其他政治社会的现象，基本上源于生产力的发展，源于科技水平的发展。一开始这个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低，人们基本上只能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而逐渐的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提高了，人们就能够开始互相交换了。互相交换就自然地把社会带入了以交换和专业化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当然这更多的是自由主义的倾向，自由主义基本上是认为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带来市场的繁荣，带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复杂一些，马克思主义说这个进步不进步，发展不发展除了看经济层面的问题，还要看社会层面的政治力量，所以才有阶级斗争，才有新阶级代替旧阶级。但是总的方向和自由主义是一样的，新阶级总会代替旧阶级，然后朝那个方向发展，这叫历史进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是正常的，资本主义是必然的。

    但是也有学者把焦点放在政治和军事上，很多政治学家这么认为，一些社会学家也这么看，这叫历史断裂说。历史断裂说认为社会经济水平可能是在发展，但是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也不能克服政治和军事对它的压力。这涉及到本质问题了，历史进步说把焦点集中在经济和社会的层面上来讲，这些学者基本上是把物质利益，即人的利益所得放在第一位，就是每个人都要追求利益所得，所以就要促进发展，组织成阶级或者利益集团去促进发展。但是军事和政治的起源是人的另外一个核心利益，是生存。那么是把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呢？这个并不是绝对的，人不可能一辈子把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因为世界有和平的时候；但是也不能永远把物质利益作为第一位，因为生存也难免受到威胁。所以这两种说法它的点是落在这两个人类最需要的地方，所以生存问题上发展出来的政治和军事的这一套说法认为经济的发展服务于生存，它可以承认经济水平在发展，但是经济发展能不能克服政治阻力很难说，那要看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生存想采取怎样的措施。实际情况是，这个世界上文明有早于欧洲的，也有晚与欧洲的，但是没有一个文明是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的，除了欧洲。其他文明都是后来欧洲去侵略才被推到了资本主义。既然是历史进步的，那么这些文明为什么都不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呢？所以历史断裂说认为进入资本主义的是不正常的，不进入的是正常的。经济在发展，但是统治者很少能去推动新阶级代表的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因为在一开始新阶级的力量很小。所以统治者不可能推动一个力量小的阶级而得罪力量大的阶级，因此统治者开始一般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因为商的力量如果超过地主阶级，那么我可能和商人结合，但是商人的力量并没有超过贵族地主，所以从概率上讲很难去推动商业发展。这是统治者为了生存，为了自己政权的稳固做出的选择。因此从概率上讲，这些文明很难进入资本主义。那么欧洲怎么就进入资本主义了呢？这是出于军事的原因，欧洲和其他的文明都不一样。当时世界上其他文明都符合中国的一种传统说法，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有欧洲经历了千年的军事分裂，没有完全合过，这就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机会。在中国的君主和在欧洲的君主面临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君主依靠最有钱的贵族地主，压制农民和商人。但是换成欧洲的场景，天天打仗，君主的生存很成问题，不是和贵族地主搞好关系就能生存，因为竞争对手也和贵族地主搞好了关系，所以这样做没有优势。所以一些君主开始下手在和贵族地主搞好关系的同时也在推动商人利益的发展，从商人那里收税。甚至有的地方和贵族地主达成妥协，不收地主的税只收商人的税，条件就是贵族地主要支持君主和商人保持好的关系，得让商人发展。所以在当时欧洲的状态下，持续的军事竞争从概率上改变了君主的生存公式，君主和贵族地主搞好关系也不一定能打倒敌人，所以他的利益和生存公式变成了可以和商人合作推动商业的发展。于是资本主义就产生了，所以说欧洲出现资本主义是一种变态。但是资本主义一旦出现就有它自己的规律了。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地都变成市场经济了呢？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可能是很偶然的，但是它一出现就成了一个很强大的工具，变成一个机器。它通过推动商业的发展，推动民族国家的发展把全球都占领了。所以其他文明都被资本主义加民族国家所打败，所以我们现在都变成了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所以资本主义本身还是有规律的，它有征服世界的规律，但是不代表它的产生也是一种规律。这并不奇怪，这在西方是很正常的说法。

    朱天飚老师表示自己并不是这种说法的信徒，但是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这种学说，所以他想要把它介绍给自己的学生。历史断裂说和历史进步说两个学说他全介绍，让学生通过自己查资料和自己的世界观去判断。这是朱老师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做老师的教学生最重要的不是告诉学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是尽量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我们的学生以前没有这样的选择，朱天飚老师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才把这个写到书中。

良师益友，真情回忆恩师

    每个人在求学过程中都会受到很多人或不同思潮的影响，朱老师说影响自己最大的一位学者是康奈尔大学的Peter Katzenstein教授，他是研究政治学、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学的非常著名的学者，曾经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席。在记者问到这位教授是什么学派的学者时，朱老师幽默地表示他自己也这么问过这位导师，而Katzenstein教授说他只支持学界比较弱的分析视角，希望他们变得和现在强大的视角一样强。Peter Katzenstein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国际关系，他在70年代研究国际关系的时候，比较早的把国内政治这一部分作为重要的部分放到国际关系中来讲。在国际关系的主流领域内国内政治是一个旁支，这在当时是另类，而他就觉得国内关系非常重要，影响到国际关系。

    在政治经济学非常强调理性选择的时候，他在70年代推广和写出了早期的历史制度主义的作品，强调不仅理性影响人，制度也影响人。制度就是过去人类长期形成的一些习惯、原则、操作标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些也影响到人对利益的判断。所以以经济学为中心的那种完全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历史制度主义这里就变成了人可能仍旧是按利益最大化来选择，但是不同的人对于利益最大化的定义不同，不同的历史和环境给予人对于利益的不同的定义，这是理性选择主流之外的一个旁支。

    后来到了80年代开始他在国际关系领域走建构主义这条路。从制度到理念是一个跨越，但是也是一个连接，理念是对理性选择进一步的背叛。当时建构主义也是国际关系领域比较弱的一个流派。但是现在建构主义在美国的国际关系领域已经是四大理论之一了那么他最近几年又改成研究文明。从文明的视角来看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如何形成，如何影响到现在。

    朱老师戏言实在是已经跟不上导师的脚步了，他的原则是很明显的，他不是某一个学派或领域，他崇信的是多视角地去看问题。当然有些基本的分别是有的，如果把学界划分为以经济学家理性选择为主要分析手段的和经济学家以外的用文化、理念和制度来解释人的行为的，那么他一定是坚定的站在非经济学家这一边。但是在非经济学家这边还是有很多的流派，互相矛盾也很多，所以很难讲他到底是哪个流派的人。他是从强调国内政治，到历史制度主义到建构主义再到文明的研究，这都是跨不同流派的，虽然有理论上的联系，但是也有矛盾。“所以总结来总结去，就像他亲口告诉我的那样，他是一个希望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希望我们能用多元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并且身体力行自己用多元视角来研究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人。”朱老师说想来想去这么多年自己的行为方式也一样。

    朱老师还说其实“不愿意”受这位导师的影响，因为他是一个对人很好但是对学问过于苛刻的一个学者，“在他手下做事能把人累死”，朱老师“叫苦不迭”。导师对人很好，带的学生很多，对学生很关心，但是他的关心已经过于“苛刻“了。朱老师在康奈尔读博士读到一半开始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去剑桥读研，这一年朱天飚老师是从康奈尔大学请了假的，但即便是这一年这位苛刻的导师对朱老师这位学生也“不放过”，隔三差五地交代说他最近新出了一本新书，要快看一下，和朱老师的论文有关。现在朱老师在和这位昔日的导师做一个项目，而朱老师因为有行政工作，特别忙；但是Katzenstein教授才不管这个，稍微晚一天给他写回信他就开始追问怎么回事，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朱老师盛赞导师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他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很多，到各个地方去去讲学做研究，只是对于他在飞机上还在给人改论文的紧张程度感到难以接受，像是一个机器，朱老师说自己“不喜欢”机器。

    朱老师打趣自己实在是“受不了”这种风格，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次之后就不和他合作了，说罢大笑。但是又说回想起来这么多年自己的风格在潜移默化中就变成了他的风格。朱老师自己不愿告诉学生这是真理那个不是真理，不是告诉学生这个是该做的那个是不该做的，而是告诉学生这个世界是多样的，他尽量为学生展示出来。历史进步论是有道理的，但是历史断裂论也有道理，他尽量都展示出来。这是Katzenstein教授的风格，其实也是朱老师的风格，这是朱老师从他那里学到的。虽然朱老师在讲述故事时诸多戏言，但是浓浓的崇敬之情时常流露在言语之中。朱老师说，“别看我多‘不喜欢’他，但是我在我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前言中写了他，他是集教学与研究荣誉于一身的学者，是我永远都不可能逾越的一个高峰。他对学生的关怀和他自己做出来的学术成就是我永远不可能超越的，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学者。”

专时专用，鼓励遵从兴趣

    为了新生入学后能尽快融入政治学领域的学习，解答新生在读书、学习等方面的疑惑，朱天飚老师对学生的建议概括起来最主要的就是四个字：“专时专用”。

    以他自己教授的部分为例，他认为不需要任何课外读物也能学好，只要课上认真听，讨论课解决不懂的地方就能拿到好成绩。朱老师坦言自己讲课的内容整体结构很清晰，就以现代国际体系为例，大体分为三部分：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础、形成与演变。他建议学生每次下课后不参考笔记，看看能否复述出课程内容。可能有些老师讲课的结构不是很明显，但是学生应该自己找到结构，方便理解和记忆。上课要专时专用，在课上争取掌握好内容，课上、讨论没有掌握好很难做到通过阅读弥补。

    当然读书很重要，但是他认为只有感兴趣的时候才应该去读书。兴趣会激发人的思路：怎么读书？怎么做笔记？这样的经验不要仅听老师的，还要自己发现。当然朱老师自己多年来做读书笔记的方法是：先用一张纸写下小标题，然后阅读过程中随时在相应的小标题下写自己的感想和一些重要的词句，最后总结这篇文章的内容。他介绍说这是精读书方法，还有一种读书方法是泛读。在西方读书的时候经常是靠泛读而不是精读来加强对某个问题的理解。泛读不需要自己刻意地记忆，反复出现的词汇、理论、事件就是重点。对于中国本科学生来说，精读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阅读方式，和作者对话，体会作者的思考。

    朱老师认为应该先了解一本书的写作背景、评价，咨询老师再去读，他反对死读书和没有目的的读书，尤其是闲着没事强迫自己读政治学的书，因为没有兴趣的阅读是记不住的，早晚会忘掉。中国的本科生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大量阅读，最好还是精读，既然是精读就更应该有兴趣，而且有些书随着年龄增长可能要读不止一次。他告诫学生不要强迫自己对什么感兴趣，也承认这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要努力吸引学生的兴趣。

后记：

    朱天飚老师在自己授课过程中一直试图将多元的视角呈献给学生，每个政府管理学院的学生都难以忘怀他深入浅出、生动幽默的讲解，更难以忘怀这位老师是如何用朋友一般的方式引导学生发现兴趣，发现政治学的魅力。严谨的学者，热情的师长，每个受教于朱天飚老师的学生都会记得他爽朗的笑声，记得他在课堂上卖力的“表演”。他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向学生传达了厚重的学术精神，他用全部的热情引导学生寻找自己真实的热爱。

    想了解更多请点击朱老师个人网页：http://www.politicaleconomy.cn/tianbiao.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