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王安石变法再检讨》，载于《中国治理评论》2024年第1期。

摘要：王安石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全方位改革运动，无论是肯定者还是否定者，一般都认为王安石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然而，如果换一种观察和分析的视角，从变法的客观后果和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看，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变法最终失败了。王安石的变法，首先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运动，它通过限制特权、抑制豪强、促进公平、废除强制性劳役和规范吏治等方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政治进步。王安石的理财新政促进了市场交易体制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财政吸纳能力，迅速增加了朝廷的国库收入。免役法通过货币取代劳役的方式，将大量平民从强制劳役中解放出来，实质上也是一种劳动力的解放，客观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制度层面看，被元祐党人废除的各项新政，在南宋以后直至今日，以各种方式得以修正、补充、完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延续和发展。站在千年后的今天，再来重新审视王安石变法及围绕变法的各种争论，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

关键词：王安石；王安石变法；元祐更化；变法评价；政治改革

【作者简介】

俞可平，政治学博士，英皇娱乐讲席教授，英皇娱乐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英皇娱乐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政府创新等。

【论文主要观点】

始于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广泛地涉及意识形态、人才培养、官员选拔、生产贸易、财政税收、行政管理和军事国防体制，从改革的规模、深度、突破和后果而言，它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政治改革运动。然而，由于这场变法具有极大的历史超前性，并且深刻地触及了重大利益格局的调整，从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改革运动。本文将扼要介绍自北宋熙宁以来直至今日对王安石变法的各种重要争议，运用新的方法论，对变法的客观效果、深远影响和成功失败，从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视角做出自己独立的分析和评判。

一、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各种评价

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从一开始就充满极大的分歧和争议。从元祐党人对新法否定，直到近千年后的今天，这种争议从未中断过。

王安石在执政前，就以思想和诗文名动朝野，其锐意改革的系统理论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表露无遗。宋神宗排除阻力任用王安石为宰相之后，王安石推出的每一项变法，毫无例外地遭到保守元老重臣的强烈反对。作为统治阶级总代表的君主必须维护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面对朝廷保守势力的猛烈攻击，宋神宗也不得不常常妥协，从而导致王安石先后两次罢相。元丰八年（1085年）3月宋神宗病逝，未满10岁的哲宗继位，与神宗母亲高太后共同听政。高太后是朝廷保守势力的最高代表，连续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在司马光执政仅一年五个月的时间内，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和保甲法等大部分新法。在高太后听政的元祐年间，所有的新法全部被废除，故史称“元祐更化”。

南宋的主流学术界从理论上系统地否定王安石的变法与新政。南北宋更替期间，面对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宋朝统治集团开始寻找替罪羊，在归罪于蔡京集团的同时，也把根源追溯到王安石的变法。宋高宗要求以元祐史臣的基本观点重修《宋神宗实录》，还诏令将王安石从赵家宗庙中逐出，代之以司马光。此后，“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实自王安石变新法始”，几成南宋王朝的官方定论。相应地，整个南宋时期的朝野舆论随之逆转，从北宋末年颂扬熙宁新政而诋毁“元祐党人”，转变成诋毁王安石变法而赞誉“元祐更化”。继南宋之后，元明清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学术思想的主流也对王安石变法予以全盘的否定。

但即使在舆论压倒性否定新法的环境中，仍不乏少数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辩护。对消除加在王安石身上的污名和扭转对王安石变法的恶评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品，是清乾隆年间进士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尽管具备一定的历史局限，但客观地说，蔡上翔等人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所做的“辨诬”，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为后人研究王安石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中国社会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运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并从与西方文明比较的角度，反思包括王安石变法在内的中国历史变迁，从而得出了关于中国历史演变的全新结论。在关于王安石变法的问题上，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严复和梁启超，他们从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王安石变法，不仅完全推翻以往的否定性结论，而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梁启超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观察与分析王安石的变法，实际上开了以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分析评价熙宁新政的先河，从而对20世纪以来整个中国学术和思想界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改革开放前，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高度政治化和单一化。改革开放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回归正常的学术状态，从思想流派、学科视角和整体评价等各个方面，均呈现了多元化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学者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结论各不相同，不再是一边倒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还有肯定和否定兼而有之。不过，从整个当代中国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总体状况看，肯定意见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在宋史和王安石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性学者，几乎都对王安石的思想和品行，以及他所主导的变法事业给予高度的评价。

二、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

王安石变法的直接目标，简单地说就是富国强兵。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对北宋的政治、经济、财税、科举、军事和国防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对其变法的效果，我们也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观察和评估。

王安石的变法，首先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运动，它通过限制特权、抑制豪强、促进公平、废除强制性劳役和规范吏治等方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政治进步。这场11世纪初的政治改革是在专制君主政治条件下发生的，其根本目标毫无疑问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北宋王朝的政治统治，但就其客观效果而言，却具有多方面重要的政治进步意义，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不断限制和缩小特权阶层的利益。

通过“为天下理财”，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是王安石变法的理想目标。王安石认为财富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存量，而是可以通过有效的生财之道而不断变动的增量。因此，他把理财的重点放在“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上，即开拓和挖掘自然资源，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增加物质财富的总量。衡量一种制度和一项改革是否有利于推进社会经济的进步，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的理财新政从根本上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

富国是王安石变法理财的既定目标，富国的直接意义就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即使在现当代，国家的财政吸纳能力也是国家能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传统社会则尤其如此。王安石通过青苗法和免役法等经济和财政改革，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财政吸纳能力，并迅速增加了朝廷的国库收入。可以说，王安石的变法，彻底改变了北宋的积贫局面，实现了其富国的初衷。

在王安石那里，富国与富民是完全统一的，其“为天下理财”的宗旨，不仅包含了富国，更包含了富民。他所推出的青苗法和免役法等主要理财新政，都以“民不加赋”为前提。王安石多次强调，他希望借推行青苗、免役等新政，可以达到减轻民间疾苦、抑制豪强兼并和方便农民的三重目的，即所谓“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

强兵也是王安石变法的既定目标，在这方面他相继推出了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和军器监等新政。这些军事国防体制的改革，大大精简了冗兵，节约了大量的军事国防费用，改善了部队的指挥系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三、王安石变法的深远影响

近千年以来，对王安石的变法理论、变法举措和变法效果，一直争论不休，中间还不断有肯定否定的颠覆性评价，这本身就说明了它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历史性影响的深刻性尤其体现在，即使废除了新法，但新法还会不可阻挡地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出现于后世；即使反对和痛恨王安石及其变法，但也始终绕不过王安石这一重要历史人物和王安石变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从制度层面看，被元祐党人废除的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和吏禄法等各项新政，在南宋以后直至今日，以各种方式得以修正、补充、完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延续和发展。即便是争议最大、遭受攻击最猛烈的青苗法和保甲法，也为近现代的农业信贷制度和民兵制度开了历史的先河，从而为后世所效仿和借鉴。

从改革策略的层面，王安石变法也给后世留下了值得借鉴的许多宝贵经验。首先，王安石强调在变法过程中既要“变风俗”，又要“一道德”。这警示后世，任何重大的改革，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统一认识。作为任何对现实政治的重大改革，必须首先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没有观念的革新和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其次，“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存废告诫后人，任何重大的改革都必须有相应的权力机构统一领导和部署，否则就会事倍功半。最后，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和保甲法等涉及全国性的重要新法，都是在先行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再在全国推行，这一经验即使在现在也仍然是行之有效的改革策略。

在变法的思想层面，王安石对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充分体现王安石变法精神的著名“三不足”精神，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尽管这是其反对派编造出来用来阻止变法的，但它确实是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精髓。如果祖宗之法永远不变，那么社会历史就永远不会有进步；如果一遇到有争议的新生事物就人云亦云畏缩不前，那就永远不会有创新和发展；如果以对自然现象的迷信来比会并决定人类的行为，那人类就永远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

四、王安石变法的成败

如果撇开对王安石变法的赞赏与贬损这个维度，单从其变法的成功与失败这个维度来看，那么古往今来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则相对单一，基本上都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改革运动。学界几乎没有正面讨论过王安石变法未曾失败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有极少数学者开始在变法成败问题上为王安石变法“正名”。由此引申出关于王安石变法评价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为什么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会有如此重大的分歧；二是评价王安石变法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论，即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王安石变法的进步与反动、成功与失败。

在千年后的今天，再来重新审视王安石变法及围绕其变法的各种争论，我们可以比前人更加清楚地看到产生这些分歧的深层原因。从大的方面看，产生这些争论的原因不外乎利益、权力、价值、局限和认识五个方面，而今天我们可以更好地超越利益的纠葛、权力的纷争、价值的迷茫和认识的不足。

我们还应当进一步探究认识和评价王安石新政的方法论基础。如何判定王安石变法的先进与落后、进步与保守、成功与失败？遵循不同的方法论，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评价像王安石变法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后来的评价者自己既要站在历史角度，从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评价历史事件在当时历史场景下的直接后果；但更要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视角，去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及其变革在整个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

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和评价王安石的思想、行为及其变法，首先就不能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提出超越历史场景的评价标准。如果把王安石的变法放到北宋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观察其直接效果，无论从增加朝廷的国库收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或增强国防力量哪个方面来看，都明显达到了变法预期的富国强兵这一直接目标。如果从王安石希望实现的抑制豪强兼并、减轻底层百姓的负担、最大限度地改善百姓生活这些变法初衷来看，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最有利于广大民众利益的改革举措。如果把熙宁新政放到整个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演变进程中去观察，则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安石倡导的许多制度创新开了中国历史的先河，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对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因而，从实现富国强兵的直接目标和顺应中国历史进程的进步趋势来说，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和最深刻的成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