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马啸，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英皇娱乐国家治理研究院、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简介】

　　比较政治学者阿尔弗雷德·斯蒂潘曾说，人们只有在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后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国家。以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一书对中国经济发展特殊经验的解释为参照，作者与其自身在埃塞俄比亚的调研进行了比较分析，意识到许多已经被广为接受的关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背后往往暗藏着一些被忽视的初始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出现可能是相当偶然的。将中国置于比较视野之下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锚定”中国发展历程的一般性理论意义，有助于对中国当下经济转型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本文原载于《读书》2024年第5期。

【内容摘编】

　　如果我们把人类历史比作一天的话，国家这一特殊组织直到这一天最后的半小时才出现。在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同地方的人们都过着相似的贫穷生活；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文明迎来了惊鸿一跃，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鸿沟。这种财富差异既存在于个体间，也非常显著地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二〇二二年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最贫穷国家的五百余倍。为何人类社会在短时间内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发展程度差异？国家在其中又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一问题堪称社会科学研究皇冠上的明珠。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那些对人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伟大思想家，从十八世纪的斯密、李嘉图，到十九世纪的马克思、韦伯，再到二十世纪的熊彼特、波兰尼、哈耶克等，都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一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回答。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分别从微观机制与宏观现象两个视角解释中国发展的条件、过程和存在的问题。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不应简单地将发展过程与发展的结果等同。社会科学关于发展的理论往往基于对若干成功国家的政策或制度特征的总结。这种“横截面”式的结论往往忽视了发展本身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把对发展结果（发达国家）总结形成的经验嫁接到尚未或正在经历发展过程的后发国家，无异于刻舟求剑。对于那些尚未建立起良好市场机制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以及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基于理想发展目标（即发达国家）的特征抽象化而成的理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中国的发展过程，对发展中国家又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呢？二〇二三年暑假，我和几位同事及研究生前往埃塞俄比亚，走访了该国的联邦和地方政府机构、企业、科研院所等，尝试理解该国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作为非洲屈指可数的未被殖民的国家，埃塞俄比亚走出了一条较为独立的发展道路。在很多维度上，埃塞俄比亚的发展路径与中国存在相似之处。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宪法规定土地为国家所有，土地因此成为政府可以调配的重要资源。作为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同州之间围绕投资等要素也存在竞争；此外，埃塞俄比亚政府也深度地参与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联邦政府层面设有计划发展部、贸易与区域融合部、工业部、创新与科技部、投资委员会等经济政策部门。这些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鼓励投资和吸引国内外投资。埃塞俄比亚政府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制定了指导经济发展的首个“五年计划”，虽然连续性不及中国，但之后也陆续出台多次。在埃塞俄比亚各地还存在不同规格的经济开发区，有些由联邦政府设立，有些由地方政府设立，也有由外国企业（主要是中资企业）投资设立的开发区。这些经济开发区不仅拥有相对良好的基础设施（例如稳定的供电供水），还给予了入驻企业一系列税收和雇佣方面的优待。由于这些相似性，埃塞俄比亚经常被人称作“非洲小中国”。

　　仔细审视埃塞俄比亚的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会发现两者间还存在着一些细微但重要的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完成了初级产品的本国替代。根据兰小欢的观点，改革开放前各地积累的工业知识和体系（包括在这一过程中训练的工人），为改革后地方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企业最初的经营者，很多依靠的是国有工厂的技术基础，另外一些则通过与国营工厂的“联营”等形式进入生产制造环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基础仍然极为薄弱，二〇二二年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2.72%。该国通过农产品出口换取的宝贵外汇首先需要满足日用必需品的进口，无法用于企业进口先进设备。当企业不掌握技术优势时便很难具备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于是陷入了“外汇短缺—工业升级困难—逆差持续”的怪圈。此外，工业基础薄弱也意味着本地缺少熟练的技术工人，外企在埃塞俄比亚投资时更倾向于使用外国雇员操作关键技术，延缓了工业知识和生产技能向本地转移的过程。

　　这些无法习得的差异让我想到了学术界对制度主义理论的批评。制度主义学派强调完善的制度（例如民主、法治等）对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忽视了形成这一系列制度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代价。这些代价既包括对既有社会关系的艰难调整—很多制度的变革可能需要通过代价高昂的战争或革命实现；也包括了制度形成后产生的新的成本。例如，在一个工业化尚未起步的国家，过早建立严格的产权制度，会大幅增加诸如土地等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行业（农业）向高生产率行业（工业）转移的成本。正是因为忽视了制度形成的代价，才产生了兰小欢所说的将发展结果（例如完善的制度）错当成发展手段的问题。因此，在讨论某些特征条件（无论是制度还是政策）对发展的影响时，我们首先应考虑的是这些特征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当另一个国家以发展为目标尝试复制这些条件时，可能未必能负担创造这些条件的巨大成本。

　　这一结论让我想起了政治学对于民主诞生决定因素的研究。民主制度的兴起与经济发展一样，是一个广受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学术界曾尝试用收入、不平等、资源依赖等多种结构性变量，为民主制度的产生做系统性解释。然而最近二十年日益形成的一个共识是，民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立足，与其说是某些系统性力量的驱动，不如说是偶然性事件的结果。同理，在回答政府为何能有效促进发展这一问题的时候，这种对“偶然性”的尊重可能同样是必要的。就像兰小欢在书的结尾处所说：“（要理解发展过程）必须理解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对‘历史’的延续性和强大力量心存敬畏，对简单套用外来理论心存疑虑。”

　　原文链接：马啸.发展的偶然性[J].读书,2024,(05):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