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最近十几年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互相碰撞、彼此借鉴，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罗祎楠助理教授召集来自英皇娱乐、清华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的跨学科中青年学人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试着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结合最紧密的长时段历史分析展开讨论。这次讨论以《重思长时段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方法》为题，在国内思想界有重要影响的《读书》杂志以“笔谈”形式刊登。讨论会的参加者是国内外历史社会科学年轻学者。这次笔谈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反响，被《新华文摘》2024年第2期转载。现将我院助理教授罗祎楠和北大校友徐晓宏在座谈会上的对谈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罗祎楠：当我们讨论何为“长”时段历史时，不能简单地将“长”等同于物理时间的长短——尽管这已经成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历史社会科学研究的惯常认识。实证主义相信，拉长研究的物理时间跨度，有利于占有更庞大的“数据库”：从“二十五史”中攫取数千年的数据总比钻研一部断代史得到的更多。研究者还可以驾驭那几个常识性的“变量”，在千年数据的支撑下，建立对历史“客观规律”的认识。且不说在这看似“科学”的研究流程中，尚有诸多“隐秘”的环节没有被澄清：研究者选择什么指标度量理论概念，如何把原始资料转化为数据，这其中暗藏了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间，这些隐性操作帮助他们建立看似精致的理论模型。单是从历史社会科学创造力的角度而观，研究时段的扩展，数据的增加反而强化了理论的“贫困”，很多研究困顿于学术共同体共同搭建的常识系统中。

　　其实，“长时段”是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历史意识。比如传统中国士人总是将他们经历的事情想象成在稳定中又不断孕育机变的“天下”情势。再比如，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相信个体的人物、事件中总是蕴含着辩证运动的整体历史性。进一步说，“长时段”其实从没有从我们“切己”的生活感受中退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时代变局”，其实都是对“长时段”朴素的感受。当我们体会具体而微的历史情境时，或是思考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时，总会在历史的整体运动变化中领会这些个人经验的“时代意义”。朴素而“切己”的历史意识同样潜移默化地引导着历史社会科学研究。研究者首先是具有“历史意识”的主体。他们在选择概念、设计方法、收集素材、建立因果解释时，根本无法逃避关于“长时段”的历史意识。

　　徐晓宏：二十年前，政治学者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批评美欧当代学者倾向于强调短期的因果关系，而忽略长时段的宏观历史因果。这二十年，海外的中国研究中，倒是涌现了许多长时段的社科研究，似乎与皮尔森的忧虑呼应。这潮流首先当然与中国悠远的历史有关。毕竟，正如周雪光从组织社会学入手所揭示的那样，相似的系统性矛盾，常会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段出现，长时段历史研究因此对社会科学有重大的意义。其次，美欧知识界主流对悠久中国历史有刻板印象，对其中的变迁只有粗线条认识，也部分形塑了海外中国研究学者论述诸多长时段因果关系的知识生产语境。

　　这潮流中，不乏启迪人思考的佳作，但也有一些著作，仅迎合这一知识生产语境的“常识”、佐以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再生产这些“常识”。而这些“常识”，其底层的预设，往往是理性选择理论。学者以此为基础，构建出一些集体行动困境的模型，然后找到合适的史料用量化的测量手段求证这些模型。然而，正如皮尔森指出的，理性选择理论偏好与个体行动直接连接的短期因果关系，它在晚近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流行，恰恰是导致当代美欧学者忽略长时段宏观历史过程的主要原因。而在这些中国研究著作中，理性选择理论的底层预设与长时段历史研究之所以显得并不违和，正是因为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一底层预设往往与其他理论范式（譬如社会网络分析、结构性解释、历史制度主义）的不同底层预设存在杂糅，形成韦伯批评过的理论“调和主义”。譬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可变成当代符合中国官场特色的个体权力最大化的理性人（姑且不论这里的“权力”概念，并未吸纳晚近社会理论对其丰富的考辨）。通过此类的理论调和，研究者可以迎合读者的预期而呈现看似合理的解释。

　　然而，正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在知识上的“常识化”霸权一样，中国特色的理性人假设，也反映了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在知识上的“常识化”。理性人假设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但如将其常识化，则与社会科学求真的使命背道而驰。因为个体行动除了受利益/权力最大化的驱动，也受习惯、价值观、品性、气质、认同、归属感、偏见和误识（这些当然有时也会与个体利益/权力考量有一定关联）的影响。而且，将利益/权力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放到意义世界迥异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会导致分析上的时空错置。

　　正如布尔迪厄所言，求真的社会科学，需要进行双重的认识论断裂：一是与研究对象的“常识”断裂并将之客体化，二是与研究者默认的分析性“常识”断裂以摆脱研究者所在社会空间造成的偏差，以求真正重构行动者所在的社会空间、他们在其中的位置，以及这两者与他们的社会观、历史观和自我认知的关系。以这种求真精神进入长时段历史研究，需要陌生化的方法论警觉，而克制常识化和戏说化的诱惑。

罗祎楠和徐晓宏在北大共同参加学术活动

　　罗祎楠：如何在对长时段的自觉把握中推动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我认为这需要回到认识实践过程探寻新的方法论：需要切身体会历史资料中的人物、制度、事件，敏锐地把握这些“体会”与原本已经习惯的历史认识的“不契合”，在“惊讶感”的推动下反思习惯性认识背后的理论前见，探寻与切身体会契合的“长时段”图景。对历史整体运动状态新的把握引导我们重新理解具体情境的意义，进而建立历史叙事与社会科学分析。要想完成这些工作，则需要在新的领域累积学养。比如重新发掘传统中国“经世”史学对诸如“时势”“大事”“风俗”等反映历史运动论题的丰富思想；深入探究德国诸如十九世纪末“历史主义”的思想传统；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历史观有更深入的研究等。总之，方法论并非只是形而上的自我筹划，而是切实的认识实践。

　　徐晓宏：我认为进入历史研究，要切记避免当下主义，把当下的话题和习见简单投射到过去，把过去变成了我们的回声室。我们应该常问自己，历史研究会带给我们研究当下无法获得的哪些价值。

　　社会有其历史性，是过去历史的累积与沉淀。研究历史，让我们更理解当下社会和它的来源。关于此，一个更强烈的表述是，研究历史，帮我们认识与当下不同的诸多历史可能性，诸多没有实现的道路，赋予了我们进行历史化批判的支点。历史，也可能呈现前人遇到我们今天相似的处境，了解他们对这处境的经历、分析和应对，可以大大丰富我们面对当下处境的想象力。

　　这些思考，都需要学者跳出满足先定需求、只求找到历史语境某个切断面的采矿老板的思维，而成为与历史语境有自然交流的阿凡达。我们固然会侧重关切其中某些问题，但我们要尽量将自己的关切沉浸在历史语境的全景之中，甚至准备在其中迷路，放下预设的问题而发现新的问题。这种全景的沉浸感，需要我们去重构其中的社会空间、主要的社会行动形态，和相关人物、事件或制度在其中的位置。这只能建立在对大量史料的消化基础上，其中有巧功夫，但根本上缺不了笨功夫。在锻炼史料功夫这条腿的同时，学者也需健壮社会理论训练的另一条腿。社会理论本质上是人类历史丰富性的浓缩。长期研读各种社会理论，自然会加强我们对历史的洞察力。

　　本文内容摘自《重思长时段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方法》，该文原载于《读书》2023年第11期（因篇幅所限，其他学者观点没有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