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https://muse.jhu.edu/article/813520

　　论文主要观点：

　　社会科学如何讲述历史故事？作者认为，不同的历史叙事背后有着不同的本体论视角，这些本体论视角假设了社会和政治世界的本质，尤其是构成了特定历史世界的实体（entities）。这些假设引导着学者聚焦于特定的实体而将它们作为历史叙事的基础。因此，持续地反思历史叙事之下的本体论基础，就使学者可以不断重新回到历史证据的系统之中，用不同的本体论视角去照亮原先被遮蔽的历史变迁（444页）。基于这样的认识，以王安石新政研究为例，作者展现了如何通过对本体论视角的创新性反思建立新的历史叙事，这一叙事重新解释了“王安石新政何以失败”的经典历史问题。

　　作者指出，以往对王安石新政的主流叙事都基于一种行动者中心（actor-centered）的本体论视角。在这一视角下，学者将具有策略的个体行动者视作基本的分析单位，这些行动者拥有内在一致的个体属性，例如背景知识、利益、动机、策略和关于理想政治秩序的信仰等。这些个体属性被当做解释历史变迁的决定力量（444页）。作者将这一视角下对王安石新政失败的解释分为四类，第一类强调皇帝本身的权威和控制，第二类强调以利益或信仰为中心的党争，第三类强调科层官僚基于自我利益对新政的操纵，第四类强调国家和市场行动者的零和博弈。这些解释看似不同，但是都以行动者为中心，并将行动者的个体属性作为建构历史叙事的主要成分（445-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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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行动者中心视角不同，新的本体论视角聚焦于意义生成（meaning-making）的过程，认为行动者的自我诠释和对他人行为的诠释经由这个理解过程而造成了历史变迁。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视角倾向于将行动者的属性从具体的背景中抽象出来，并将那些静态的属性作为解释历史变迁的基础，因而忽视了行动者的诠释及其变化的过程。而新的本体论视角则将分析焦点从行动者的个体属性转换到被时间嵌入的能动过程，并认为这个过程形塑了行动者自我与所在世界的关联，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变得可以被行动者理解和具有意义（449-450页）。这一分析焦点的转换也让历史证据的系统对研究者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推动研究者重新组织历史证据而建立新的历史叙事和因果关系。具体而言，在这一新的视角下，作者叙述了三个前后相继的过程。在第一个过程（1058-1068）中，作者讨论了王安石的个人经验如何形塑了他理解批评的方式，指出王安石“一道德”的理念并非简单意味着对异见的坚决消除，而是在他不同的生命历程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在第二个过程（1069-1077）中，作者叙述了在“青苗法”争论期间，新政制定者和反对者如何将他们对规范的理解与遭遇的事件整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政治情境的意象。由此，他们也偏离了实用的治理方式而陷入关于君子和小人之分的党争。在第三个过程（1078-1085）中，作者展现了神宗皇帝如何将他自己的治理措施想象为对“祖宗之法”的恢复。然而，这些想象和行动在官员们那里产生了不同的意义，从而使得新政的效果逐渐偏离了最初的设计和意图（450页）。通过对这三个过程的叙述，作者建构了一种与行动者中心视角所不同的历史叙事，也展现了如何基于本体论视角的反思而重新理解和解释历史变迁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罗祎楠，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

　　【刊物简介】《宋元研究（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A&hci引文索引刊物）是美国宋元历史学会会刊。英语国际学术界主要中国古代历史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