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

　　中共百年历程有诸多启示，其中一条根本启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探索找到了一条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现代化道路，这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拉入现代国家的行列，实现了国家发展的伟大转折和历史性跨越。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后发国家提供借鉴

　　中国现代化取得的开拓性成就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所形成的“中国模式”在21世纪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特别关注。乔舒亚·库珀·雷默于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将为后发国家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引擎，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2010年，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中国贫困治理丰富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为后发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经验借鉴。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及开创的“中国模式”具有明显的“发展”取向。“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经济是最大的政治”等话语能够反映出中国作为“发展型政府”的鲜明特征。事实上，任何一个追求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需要发展，也都谋求发展，而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变迁”（帕森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中国提供了“发展型政府”的加强版或创新版

　　从发展经济与实现现代化的关系以及政府的作用来看，中国实际上提供了“发展型政府”的加强版或创新版。

　　首先，中国领导人认为，贫穷落后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而经济欠发展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因此，中国“发展型政府”特别重视通过经济发展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不仅把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目标，而且把发展绩效视为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事实上，中国形成了一种“发展型治理”模式——发展中求治理，治理中谋发展。中国治理在发展中展开并在发展中得以实现，因此，发展是前提，也是目标。4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一个以发展为导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庞大政府体系，推动中国的全面发展升级。中国政府不仅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以引导经济发展，而且各级政府纷纷打造产业园区，专门成立政府部门实施招商引资，把招商引资的成果作为政府部门和官员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政府不仅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和实施方案，而且还与时俱进，适时制定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全面发展的计划。

　　其次，中国的“发展型政府”高度重视“政府规划”。这或许也是中国计划体制改革创新的产物。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进行阶段性规划，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使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分解，使党在每一个阶段和时期的奋斗目标更加具体、更加可期。另一方面，党的最高决策层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领导制定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纲要，并对外公布实施。这成为每届政府的例行责任和考核依据，也成为中国政治的重要内容。每一个“五年规划”过程都集思广益，最终形成的“规划方案”规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下一个五年”的目标和任务。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是与基本实现现代化（2035年远景目标）结合在一起，凸显了“五年规划”实施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

　　最后，中国“发展型政府”强调国家布局与区域定位的协调一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两大布局”，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两大布局”为中国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找到了战略路径、明确了战略任务。同时，中国“发展型政府”强调各地（或区域）在国家整体发展进程中的产业布局和功能定位。既强调局部发展在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性，又有效避免趋同化发展及产能过剩的问题，并为各地的优势互补创造机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对口支援”“区域协同”等政策手段和政策工具应该是中国“发展型政府”的重要经验。

　　中国现代化及“中国模式”对“后发展型政府”理论的演进将产生重要作用，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中国的“发展型政府”将成为正在建构的“发展型政府”理论升级版的重要取材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