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之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尽管在这一时期的后20多年里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如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独联体国家和北非国家的颜色革命，以及作为单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发动的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为目的的所谓反恐怖主义的多场战争，但中国作为一个西方意义上的非“民主法治”国家，却维持了政治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持续繁荣，一跃成为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世人的关注焦点。有关这一时期中国问题的研究不少，但大多是从制度的层面来探讨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和制度缺失的。任何经济和社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政治问题。从政治问题入手来探讨中国的变化无疑是十分有益的。然而，用一种既定的价值和政治制度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变化却是片面的，因为与这些价值和标准相关的种种理论难以恰当地解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要了解中国取得这一重大成就的原因，最好的办法就是探讨中国内部所发生的故事，从中国的经验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本书是我近十几年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持续性研究的成果。在早期的研究中，我主要运用了在美国接受政治科学训练时所获得的知识体系，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种种努力及其产生的效果。在方法论上我更关注政策过程这一中层理论的运用，而围绕我的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试图探讨和解释为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以渐进改革的方式持续进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整个过程中充满着种种来自体制内的阻力、社会问题的冲击，甚至阶段性的政治和经济的危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似乎并不完美，至少对那些理论上追求完美解决方案的人来说如此，但是改革的路线得以坚持，紧要的问题得以解决或者控制。改革也是阶段性的，当旧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时，新的问题接踵而至。许多新的问题其实是前期改革和社会转型所产生的，需要重新考虑改革的节奏，采取调整的方案，或者出台新的方案和部署。这使我得出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一个不断进行政策选择的过程”这样的观点，认识到了政治体制的可调试性，尤其是执政党在重要关头以及重大问题方面维持其坚定的政治领导力的能力。从2007年开始，我的研究重点开始关注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的问题，试图从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关联性这一视角，来探讨中国的经验，并试图解释和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前苏联那样的制度瓦解，以及也没有发生后冷战时期许多非西方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这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的理论问题。

研究社会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问题开拓了我对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的视野，使我进一步意识到后冷战时期西方理论界一时兴起的经济转型（economic transition）理论和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理论在中国案例中的局限。总体而言，这些转型的研究似乎更关注到达某一确定目标的行动和过程，而在方法上是行动主义的，遵循的是行为理性的分析方法。这种所谓的转型（transition）理论所指向的研究现象其实是从现时存在的状态A走向另一种指定的未来状态B的中间过程。在这里，A和B都是给定的，不能改变的，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从A到达B。在中文的概念中，一个与之更贴切的相应词汇应该是“过渡”。更准确地说，这只是一种制度目标取向的“过渡”理论。应该说，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是难以解释中国经验的。尽管市场意识形态教义和民主意识形态教义被用来解释苏联和东欧的失败，但同样的教义却很难用来解释东亚模式的成功，尤其是中国的成功。因此，我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论思路上来，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波兰尼（Karl Polany）在他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概念。根据社会转型理论，我认为中国的许多问题与社会结构性转型有关。由于在社会急剧变化中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无法由社会自我矫正，因此产生了转型的危机。这些危机，在西方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转型时期也普遍存在。

此外，我也将国家治理的概念用于中国经验的解释和分析。由于转型危机无法由社会自我矫正，国家的干预成为必然，国家的干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国家治理的方式进行的。我在这里使用的国家治理概念包括了三个方面的维度，即维护政治秩序，发展国民经济和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当然，我的国家治理概念中的国家并非只是指作为国家机器的国家(state)，它更多地意味着包括国家政权机器在内的整合了民族历史文化和价值体系传承的社会政治共同体，类似于西方概念中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国家治理的目的在于全体的长远共同利益和福祉，不仅是指国家的最高权威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分权，从而对社会实施控制和管理，同时也包含了与社会形成有效的政治互动，回应社会的部分和整体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期望和诉求。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急剧变化和转型的时期，国家治理所面临的任务和挑战是巨大的。比较相类似的其他国家的转型经验，要保证在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期间的政治稳定，需要在保障国家治理结构基本稳定和改革国家治理体系不相适应的部分之间维持一种有机的均衡。否则，将难以避免国家治理危机产生的制度瓦解和国家（nation）分裂。因此我认为，国家治理是一个结构性的动态均衡调试过程。同时我坚持认为，国家治理的目标与现代国家的责任和职能是相一致的，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府形式（form of government），这些基本的责任和职能都是不可或缺的。

有关国家治理理论的论证和完善是我继续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其中的某些理论构想的部分已经体现在本书中的若干章节。较为完整的理论运用则主要体现在本书的第一章。该章提出的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已经用于我对近30多年来的中国经历的经验分析之中。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以2009年中文出版的《寻求渐进政治改革的理性》一书的翻译而成。本译本增加了之后的三篇研究成果。它们分别是本书中的第一章 “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第五章“党的十八大后政治体制改革取向及其政策选择”和第十二章“地方政府治理中的结构约束与制度创新”。

本作者感谢吴浩先生极力推荐本书的英文翻译版的出版。没有他的努力，本英文版的出版是不可能的。我还要感谢译者在翻译本书中做出的杰出工作。

2016年9月9日星期五于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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