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简介：

      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制度、发展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当前研究主要从制度主义视角出发，着眼于精英间的权力分享、产权保护、地方治理和公共品提供等问题。研究先后发表在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Security Studies, China Review,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北大政治学评论》、《公共管理评论》等国内外期刊。

论文主要观点：

      转型经济体在吸引外来投资时，哪些地区对外国投资者更具有吸引力？投资者在进入那些产权制度尚不明晰的新兴市场时，又会用什么手段保护自身利益？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外资聚集地之一。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不同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也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决定这种差异的因素又是什么？

      围绕这些问题，本文着眼于解释中国长三角地区内部不同地区在吸引外资能力的差异的成因。长三角地区（包括苏南、上海和浙北各市）土地面积仅占全国2.1%，但却吸引了超过50%的进入中国的外资（2012年数据）。与此同时，长三角内部各地尽管在地理位置、文化、气候、人均可支配收入、距离国际市场距离等因素方面较为相近，但在吸引外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来说呈现“北（江苏）高南（浙江）低”的局面。部分外资高度密集的苏南县市，与离上海距离相似的浙江县市，在人均吸引外资这项指标上存在着上百倍的差距。在中国不长的40年对外开放的历程中，出现这种巨大地区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通过收集长三角地区136个县级单位（包括区和县级市）的历史经济社会数据，本文作者发现，那些80年代中后期公有制经济规模越雄厚的地区，在同一时期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并且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现在。作者用两种指标衡量一地的公有制企业规模，一个是人均公有制企业的工业产出（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另一个是公有制企业工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值。两项指标均与外资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在控制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进出口贸易、人口规模、交通、城市政策区位、省级固定效应等一系列因素后，该相关性依然稳健。

      作者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认为有三种机制可以解释这种相关性。首先，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法律规定外资必须以合资形式进入中国，而当时公有制企业在资本、技术、劳动力等方面要远胜私营企业，因此成为外商合资的首选。其次，与作为地方体制内重要成员的公有制企业合作，有助于外国投资者降低市场纠纷、政策不确定、地方政府掠夺等风险。再者，早期的所有制结构对处于绩效考核压力之下的地方政府偏好也产生了影响。相比拥有众多公有制企业的江苏，浙江地方官员为了满足上级的经济考核指标，被迫发展私营企业，久而久之形成了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的环境。根据黄亚生等人的研究，因为江苏的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早期并不重视本国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主只能够通过积极的寻求与外商合资的形式来改变自身企业性质以获得政府的优待，这也从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外资在江苏的聚集。最后这点也解释了两地早期的经济结构差异如何逐渐转变为地方的制度性安排。

      为了进一步证实改革开放早期公有制经济规模和该地吸引外资能力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作者用长三角各县到台北市的距离作为该地改革开放早期公有制经济规模的工具变量进行分析。在两岸对峙的计划经济时期，那些地理上更靠近台湾的地区因为备战因素，接受的国家资源调配和投资相对较少，在改革开放初期地方的国有资本存量规模因此也更小。两阶最小二乘回归的结果显示公有制经济规模对该地吸引外资的能力存在影响。

      本文通过对中国案例的研究，补充了文献中对转型国家如何通过一系列正式产权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讨论，同时也强调了历史遗产对当代地区间制度差异形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