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军：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国面临的挑战
2009年8月30-31日，应阿根廷中央银行行长马丁·雷德拉多的邀请，英皇娱乐政府管理学院傅军教授参加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货币和银行：经济危机对新兴市场国的挑战和教训”的国际会议，并作了“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国面临的挑战”的发言。
在发言中，傅军教授指出，从历史长河看，人类已经历了三个生产范式变化（paradigm changes），从游牧生产、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而每一次生产范式转变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到了工业化时代，人类用了人类有文字记载历史不到1%的时间，创造了原先所有财富的总和，这其中隐含了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新技术和相关制度安排的重大贡献。相应地的金融是一种制度安排，它是分散风险(risks)、增加信任(trust)、调动资源以及催生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强大助力器（facilitator）；但是必须指出，它是经济发展的手段(means)而不是目的(end)，其要义是拓宽资源组合和交易时空，使市场在时空上得以延伸。市场的扩展要基于信任，而人之间的信任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不同，因而市场的规模也不同。传统社会是依靠家庭、宗族作为纽带；这种纽带虽然强烈，但时空有限，因此不利于市场的拓展。相比，全球范围内现代市场的建立就必须超越家庭和宗族，基于更抽象、非人格化(impersonal)的制度，如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以及保护产权的法治。这些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分散风险和拓宽规模（scope），克服跨时空交易出现的不便利（inter-space and inter-temporal inconvenience）。这是理论的逻辑。
环顾全球和回顾历史，经验数据显示，尤其是从工业革命开始，技术创新与金融市场发展高度关联，而金融市场发展又与法治的成熟高度关联。这些说明了什么？看来，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emerging markets)一样，中国的经济若要再上台阶，成为创新国家，也必须遵循同样的逻辑。
基于上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轮由金融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可以被理解为金融超越了作为手段的界限，过分超过了基于新技术而导致的生产效率的边际。
金融部门特别是超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凭借“大得倒不了”（too big to fail）规模，过分冒险（excessive risks），几乎把金融本身变成了目的。当然，这种过度（excesses）和偏离（misalignments）是相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和技术的边际而言的，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但是它的失败并不能证明欠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更为有效和优越。这一点间接地可以从目前生产效率差距得以显示。根据同等购买力计算人均GDP，如果把美国设定为100，那么日本大约则是80，德国75，英国70，南韩.40，波兰21，巴西20，中国10，印度6，尼日利亚4，卢旺达是1。这些差距为新兴经济国家暗示了继续改革和前进的方向，虽然各自的途径会不尽一样。
展望世界经济前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到了后工业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新渊源到底是什么？原先的增长是基于IT和高附加值的服务（high value-added services）的假说，显然它们作用被夸大了，2001年纳斯达克科技股泡沫的破灭和这次金融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相应地，当前经济急剧下行就是一个从被夸张的高均衡（equilibrium）向更真实的低均衡的调整过程。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源泉，增长的前景不容乐观。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无疑是方向，但需要时间，很难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抗击金融危机的努力也许可以阻止世界经济的自由落体（free fall），但是估计发达国家的经济（即那些业已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呈很长、很深的“L”形态。的确，至今世界经济复苏苗头依然脆弱，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根据欧盟数据，欧元区7月份失业率攀升到9.5%。根据OECD的估计，2009年美国、日本、英国和欧元区的GDP增长均为负数，分别是-2.8%，-4.7%，-5.6%，-3.9%。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变得恶劣，虽然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潜力很大，原因主要是起点低，还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例如，即便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人均GDP依然还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
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此次危机的传导机制之一是货币流动性的突发性急剧短缺（lack of liquidity），导致破产（insolvency）和失业攀升。中国是个例外，这部分归功于其良好的财政状况、银行的重组和高达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虽然不可否认，过多的外汇储备也显示国内消费不足和资本效率的低下。但是回头看，由于政治全球化远远滞后于经济全球化，而在全球没有“最后贷款人”（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作为最优的制度安排，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对新兴市场国来说不妨是次优(second best)的危机对策。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高成本的“自我保险”（self-insurance）。说到底，目前金融市场制度的一个明显负面特点是顺周期的（pro cyclical）,即在上升期（booms）过于乐观，系统地高估资产价格、低估风险，而在下降期（busts）夸大悲观情绪。这个特点在全球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国过程中很明显，并在“按市价计价”（mark-to-market）的条件下尤为放大，虽然“按市价计价”有利于“透明”（transparency）的原则。因此有效的防范和规制必须有一定的反周期（counter cyclical）的安排和措施，如储备（reserves）和资本金（capitalization）的要求。数据显示，在全球经济全面衰退的时候，2009年中国GDP的增长还有望达到8%。无疑，这与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有关。面对出口的急剧萎缩和国内失业压力增长，从去年底开始中国政府推行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方案。对于中国而言，看来危机的传导机制主要是贸易而不是金融。
傅军教授指出，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金融体制的完美，不需要改革了，情况其实正好相反。有效的金融体制意味着资金本应流向生产效率高的领域，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然。数据显示，中国非国有部门对GDP的贡献大约是60%，出口是70%，就业是80%（其中占城镇就业人口的60%；农村就业人口的90%），但是所得贷款只是20%；大量的货币和信贷流向了效率不高、具有垄断色彩的国有企业。虽然从愿望上看，中国政府一直强调金融对中小民营企业以及新技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支持，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在此轮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中，这种体制性的歧视会在实质上得以改善或纠正。相反，在直接（股市）和间接（银行）融资都不平等的条件下，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反而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大有挤出民营企业之嫌。例如，中粮食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
再者是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国内消费不足。其实，消费不足间接地反映了国内劳工的收入没跟上其生产效率的提高。虽然从绝对数据看，消费每年也有增长，但是其增长速度却远不如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相应地，消费占GDP比重占从90年代初的50%下降到目前的30%，这还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甚至还低于印度。从长期看，一个国家产能扩张不可能永远超越国内消费，不然会导致结构性顺差，需要国外市场来吸收；同理，随着中国经济变大，所需的国外市场也必须越来越大。显然，依靠这种不合理结构的经济增长本来就不可持续。面对这次外部市场的突然萎缩，这种结构就变得尤其脆弱(vulnerable)。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下降20%以上，国内过剩的产能使就业形势变得严峻，这不仅反映在低技能的劳工上，也反映在大学毕业生上。目前中国面临的两难是，放开货币信贷闸门会有通胀的风险；关闭货币信贷砸门又有经济下行以及失业的压力。据估计，中国8%的GDP增长率只能带来50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每年中国新增非农业劳动力就在1500万左右；而2009年全年的就业缺口是1200万个。为了应急，目前政府的选择显然是前者 --- 即便产能过剩，企业利润滑坡，还是开放货币信贷闸门，大规模增加信贷和投资。
由此可见，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故事是财政刺激和信贷扩充，其中的隐患值得高度重视。仅2009年上半年中国M2增长28%，商业银行新增信贷就高达7.4万亿元，是2008年同期的三倍, 这是史无前例的增速。一般来说，合理的M2的增长率应该是GDP的增长率加CPI调整率再加一个3%的不可预测数。不难看出，眼下中国货币信贷规模和增长速度相当过度、引发通胀的预期，因此早晚必须寻找何时、如何、多快的“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还必须注意，由于资金的大头流向了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且其中的中长期贷款比例大于50%，这一方面容易造成权钱交易的腐败，另一方面，一旦信贷收紧、不增加贷款，必有一批项目资金链断裂，成为烂尾项目并由此产生新一轮不良贷款（non-performing loans）。同样值得警惕，由于中国金融体制落后、投资途径有限、加之通胀预期，过度货币信贷投入容易导致股市和房市的泡沫。股市上涨的基础本应是企业利润，但是目前中国企业的利润还呈下行趋势，虽然近期下行速度有所减弱。更值得警惕，过分重投资的短期应急措施导致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滞后，这可能造成国内消费的进一步低迷，为经济的顽疾“滞涨”（stagflation）埋下种子。
总之，在GDP增长的后面，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可低估。近期而言，既然目前的驱动力主要来自财政刺激和信贷支持，那么最大的未知数是，在庞大的刺激措施结束后，中国经济能否进入自身增长的道路。从中长期看，最严重的还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过分依靠出口和投资、国内消费不足。对于中国这些结构性问题，凯恩斯也没有多少论述。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最主要的教训应该是，要使经济增长可持续，减少外部的冲击，旨在提高国内消费的改革刻不容缓，其中包括中国不发达的金融体系。如果我们把金融的要义理解为是拓宽组合资源时空的各种制度安排，这自然也必须涉及超越血缘和家庭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的社保和医保的改革。
附件：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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