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2日上午，罗老师去了。从得知消息以来，心就一直是乱的。虽然仍然照常做饭洗衣打扫等一切日常例行操作，却再也无法安静下来:手头有事在做还好，只要一停下来，罗老师的音容笑貌就浮上心头。泪水时时涌上来，模糊的双眼让我看不清周遭一切，却将对罗老师的回忆洗得更为清晰……

我硕士时师从姜明安老师，初见罗老师是在导师组见面会上，很快发现本专业所有老师，包括姜老师都对罗老师十分尊重，我这一“好学生”，见到罗老师当然更是毕恭毕敬。但是，后来因为上罗老师的课而接触更多时，很快发现，就学术研究而言，罗老师像许多北大老师一样，真诚地欢迎不同意见。当时我们讨论得最多的，是仍在萌芽状态的平衡论，记得罗老师说，要和批评者联系邀请其来参加研讨会，还将批评文章也拿到课堂上来与我们一起阅读讨论。无论个性张扬的学界后辈还是无知轻狂的青年学生，在他面前均可畅所欲言。他对后辈和学生在专业探讨甚至业余闲聊中的一些过激言辞，从来不以为忤，而总是对之以温和与理性。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个性宽厚，更是一种自我修养，这就是学者师者应有的气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和罗老师有更多交往是硕士毕业数年后考博。因为姜老师对于我几年实务后重回学校的愿望和努力多有肯定和鼓励，填写报考表时，我“自然而然”地写上了姜老师的名字。但不久后，姜老师对我说，准备向罗老师推荐我，让我转到罗老师名下，并说我偏好理论，比较适合由罗老师指导，而且罗老师也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知识基础比较好，应该会同意。我心中忐忑，去咨询师兄：是不是进入罗门博士论文就一定要做平衡论啊？向来沉稳的师兄沉稳地回答说，第一，做平衡论没什么不好的；第二，你真有其他兴趣，只要是好选题，以罗老师的胸怀，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于是，我成为罗老师和姜老师共同指导的博士生。一学生而有幸同时拥有两位博导，这在本专业也并非没有先例，只是被“眼红的”同门笑指为“多吃多占”。

后来，我的博士论文果然“随心任性”地选择了不是平衡论的题目，不仅毫无波折地获得了罗老师许可，而且在罗老师的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还获得了英皇娱乐优秀毕业论文三等奖。在写论文期间，罗老师多次与我讨论观点推敲论证，并向我推荐相关文献，其中大部分是英文的，我习以为常地将其中一些拿去与同行同好分享。有一次一位在外校攻读博士的朋友感慨：罗老师这样的年纪这样的地位，跟踪英文文献居然比我们这些在读博士生还要快！我才意识到我的习以为常原本是难得的幸运。回想当时的国内期刊文章还是很少外文引注的，但罗老师的视野眼光却一直是国际化的，这在无形中使学生们受益良多。而愚钝如我，要在多年后才慢慢体会出其中好处。

2008年，我申请出国访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中心的邀请和资助。兴奋地电话告知罗老师，罗老师当即开玩笑说：这下，我们成哥大校友了。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罗老师早年也曾访学哥大。到了哥大法学院之后，我更发现罗老师在此处的声名远超我想象，一位同期访问的“洋插队”队友还问为什么之前没请罗老师帮忙写推荐信。其实当时我一是顾虑罗老师的年纪身体，二是担心万一申请不成功让罗老师失望，所以在获得邀请之前竟然从未向罗老师提及。

我读博以后，多年安心书斋，不作他想，固然是源于对自己本心和个性的自知之明，另一面也部分源于害怕辜负罗老师的期望。一次接受学生访谈时，曾谈到性别对于我作为一个法学研究者的职业并未造成多大困扰，这多半托福于父亲给我取了个中性的名字。但细想起来，作为女弟子，从来没感到罗老师因我是女生而对我另眼相看过，特别是从不因我是女生而降低对我的学术要求和期望，这的确是我理想中的职业环境：在学术（或任何其他专业追求）面前，性别应是不相干的。

毕业之后离京驻深，不能时常探视。但每年教师节都会给老师电话或邮件问候。无论电话还是邮件，谈得最多的永远是最近在做什么研究。无论其时身居何种高位，在我面前，罗老师始终是而且仅仅是学者和导师。永远记得2013年教师节给罗老师的邮件中，偶然流露因身处偏远同行交流不便而心有不足的牢骚，罗老师第一时间回复：“你并未远离学术共同体，而是站在前沿高地邁大步。最近，我读了你几篇关于风险规制的大作，颇有新意。现在能坐下来，潜心著书立说的院友不多，你是其中一位。望进一步扩展视野，包容发展。”此时想来，悲难自抑。

最后一次见罗老师，是在广州。我特为探望罗老师而去，对会议主题并无研究亦未提交论文，会议间隙得与罗老师一聚，心愿已了，就欲离场。一师兄追出来送我，我说，担心扰乱会场秩序，特意悄悄地，怎么你眼尖看到了。师兄说：并不是我，而是罗老师，他叮嘱说小金要提前去赶火车，你去送一送。当时心中无比温暖，怎知已是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