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老师走了，中国法学界和北大法学院的一座丰碑就此定格。回忆起自己受教于先生的片段，他前瞻敏锐的视界、勤勉不辍的精神、谦和儒雅的风骨自不待言，然而最令我感动、永不会忘却的是他对待学问但求真知的襟怀和对待后辈宽容博大的胸怀。

罗老师是在2005年最早将软法概念引入国内公法学界，其时他已70高龄，却无比敏锐地意识到软法概念对于中国公共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巨大理论价值。我们05级刚入学的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生就成了最先有机会跟随罗老师研究软法现象的学生。罗老师的课大多安排在一个极小的、只有三四排座位的公共教室，他站着讲，我们七八个学生坐着听，氛围宽松，言论自由，来去随意。当时自己是个轻狂无知的后辈，肤浅涉猎几篇论文之后，就武断认为“软法”概念很难证成，“软法”理论有好大务虚之嫌。本以为自己的观点既然不对老师的胃口，便正好偷个懒，可以去琢磨些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不料罗老师却对我这敷衍草率的“不同意见”表现出格外的关注和重视。他多次说，理论研究一定要开放包容，注意听取反对意见，特别是新现象和新问题，可以“不求共识，但求深刻理解”。在罗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我生平第一次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学着做最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一生受益的感受和经验。在近四个月的苦苦思索和推敲琢磨之后，我终于对软法现象有了一些认识，提交的第一篇作业《软法是什么》得到了罗老师的表扬。此后，我的译文《冗余的软法》也被罗老师认为“提供了新视角的有益参考”。回想起那段研究时光，不仅仅是感慨自己能有幸追随先生从而得窥学术前沿的风景，更多地是感念先生高山深谷般的雅量与格局，对年轻后辈应该如何做人与做学问所树立的典范。

毕业后我到福建工作，跟先生辞行时他还说了些福建的情况，大意是福建与其他东南沿海省份相比还有些差距，言语之中对家乡的发展很是关心。他还叮嘱我多注意观察工作实践之中的软法现象，比如党内法规文件等等。大约一年后，我突然接到先生秘书的电话，说先生来闽调研，晚上几点几分有时间，请我到他下榻的宾馆见个面。我记得当时自己的感觉非常奇怪，倒不是科级干部被国家领导人主动召见的那种惶恐，而是小学生被先生考背书的那种感觉，还杂糅着紧张、骄傲、惭愧、怯怵等等复杂的感情。硬着头皮去见了面，罗老师果然很快就说起软法研究的最新成果，还提起我的论文和译文“对软法研究是有贡献的”，并把他已经签好名的新著送给我。我想对老师说自己脱离学术研究已久，功夫都荒废了，可面对满头银发的老师的鼓励和期许，终于嗫嚅着没有说出口………

罗老师走了，历历在目的往事终于定格。愿温暖仁厚的地母永安恩师的灵魂。